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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07

两会第5

迟福林:报告中“消费是基础、投资是关键”提法需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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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全国政协委员(社科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迟福林两会日记(3月6日)

今天上午小组讨论,我第二个发言。我重点讲了关于内需潜力与改革红利。因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扩大内需、把拉动消费作为着力点,同时提出我们十几亿人蕴藏的巨大的消费需求。这也是我这几年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我去年就出了一本名为《消费主导经济转型》的书。

在我看来,中国有巨大的消费需求。我算了笔帐,大概到2020年,我们消费总规模从现在的23万亿到45-50万亿应该是有可能的,由消费引致的投资需求大概也有50万亿,这样大概就有100万亿的内需总规模,足以支撑未来中国十年7%左右的增速。

问题在于,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些结构性的改革。第一,现在我们的投资结构不合理,一方面,与消费相关的投资严重不足,比如医院;另一方面,我们某些传统行业产能过剩比较严重。问题不在于投资的量多少,而在于投资结构要和消费结构升级相适应,这种投资才是一个有效合理的投资。这种投资结构要转型,关键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需要改革,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要改革。这样才能够使得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相适应,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由此扩大内需、拉动消费。

第二涉及到关于国有资本的转型和改革。我们的国有资本在做大总量上功不可没,但是,能不能使一部分国有资本适应于消费结构变化、公共产品短缺这个突出矛盾,转型为公益性国有企业,或者是公益性国有资本。这样既使得国有企业能拉动消费,在解决公共产品转接方面做出特殊贡献,又让这一部分公益性的国有企业投资能够体现它的特殊性、社会性和公共性。

第三,市场监管的转型。我们现在有收入分配、收入水平、消费能力的问题,但更严重的问题是消费不安全。消费环境和矛盾问题太多,所以消费监管的转型和改革极为重要。消费不安全,势必导致消费转移,大家到海外去购物。比如奶粉,国内奶粉供应绰绰有余,但大家都大量从国外买奶粉。消费要转型就是要从审批和监管相分离,不能又管审批又管市场监管,这样市场监管的效益就会大大折扣。所以应该组成一个统一、综合、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这样就需要立法。

第四,城镇化的转型改革,如何从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我们的城镇化在发展和人口城镇化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发展现代服务业上,要加大它的调整力度,人口城镇化才能成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主要载体,而不仅仅是作大经济总量。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消费是基础、投资是关键,我认为这个提法需要讨论。从中国的消费情况看,有时候消费是关键。比如说现在消费能不能拉动经济增长,能不能促进投资转型,这是关键。有时候投资是基础,不是关键。所以我建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投资是消费的基础,投资是关键”这个提法,应该改为充分发挥消费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果始终说投资是关键,那么恐怕很难改变这种投资引起的产能过剩的情况,也难以实现投资和消费的平衡,也改变不了以投资拉动增长的这样一个传统格局。

我发言完后,有的委员跟咬耳朵,“老迟,这恐怕改起来很难”。但我说不管难不难,我们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委员,就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引起决策者的重视。就这个问题我讲了半个小时,也得到了一些反馈。

我也知道这改起来是有难度的。因为政府报告到了这个阶段能不能改,但至少这个问题应当讨论。中国的经济要可持续增长,重要的是要扩大内需。而拉动消费,把消费作为着力点,释放十几人的消费需求,这是个大文章大题目,很需要研究。我们在传统的增长方式中产生了很多矛盾,都跟投资主导型的增长模式相关。如果我们始终说投资是关键,恐怕不利于改变投资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投资主导意味着以总量为目标,扩大投资规模,容易加大产能过剩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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