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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日本人“敬”的观念来自中国 但发展得更尽致

2013年01月06日 08:13
来源:南方日报

原标题:国学大师饶宗颐:治学当“求是、求真、求正” 踏上中国“文艺复兴”时代

饶宗颐每天仍坚持国学研究。

饶宗颐每天仍坚持国学研究。

饶宗颐笃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

已是望百之年,饶宗颐仍笔耕不辍,他说二十一世纪是东学西渐的时代,东方的学术和艺术思想将对西方产生重大影响。这位国学大师的国学梦,从未放弃。

日前,闻名国际的法兰西学院确定饶宗颐教授为该学院外籍院士,声动法国乃至欧洲艺术文化界。作为亚洲第一个获颁该荣衔的汉学家,饶公老当益壮,“我已经是97岁的老人,很快就98岁,实际上我不认老。我记得刘海粟以90多岁高寿上黄山,我希望步他后尘,再去黄山!”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不磨就是不朽,古人所追求的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名;中流犹言在水中央、大潮之中,自在则是指独立的精神。饶宗颐常说,做学问、做艺术当先立德、立品,治学要求是、求真、求正,方能立足于世,实现中国文艺复兴。

少年退学求学

文科不同于理科,过分强调专家、专门,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无家可归”

14岁那年,完成潮州城南小学的学业不久,刚上中学的饶宗颐作出一个颇具勇气的决定——退学。此时,学校教育已不能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

出身于广东潮州一个儒商之家的他,自幼便开始诵读经史、文赋、诗词。名字饶宗颐,源于父亲希望他能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家中“天啸楼”藏书数万册,天资聪颖的少年饶宗颐徜徉其间,尽享阅读之乐趣。

两位伯父喜好收藏,存有众多碑帖、拓本及画作,更为他习书作画创设了有利条件。学有所得的他尽显少年老成,在与书界名流书信往来时丝毫不显稚气,许多人并不知晓,通信交流之人竟不足20岁。

少年时期的广泛涉猎,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学养基础。1932年,父亲因病溘然长逝。饶宗颐开始继承他父亲遗志,续编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自此,潮学研究与饶宗颐结下不解之缘。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轻的饶宗颐在中山大学出版了《潮州艺文志》,填补了潮州艺文领域系统的著作实录的空白,成为研究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式著作。

但正当研究刚有起色时,1938年广州沦陷,中山大学内迁到云南,作为中山大学一员,饶宗颐原本也要到云南,但当他回家之后准备返校时,突然大病一场。结果,饶宗颐没有去云南,而是辗转到了香港。

不久,香港接着沦陷,他又回到潮州,后来到了广西无锡国专。一直到抗战胜利,饶宗颐才回到广东担任省文献委员会委员,编广东的地方志,主要是编潮州志。

对话

记者:少年退学,在社会求学这段经历,对您后来的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饶宗颐:虽然从学校退学,但我是为了在社会上更好地求学。我一直比较倡导潮学研究,因为国家的历史研究应该从地区做起,假如不从地区做起,就没有办法写成比较可靠而且可以传之永久的全国性历史。以外国的史学研究为例,很多大的题目研究完了,地区的、个别的,也很有研究价值,甚至一个建筑物都可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

记者:除了潮学之外,您在众多领域皆有建树,研究范围纵跨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十三大门类。有很多人都觉得您“神通广大”。

饶宗颐:因为我从小开始,就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好奇心,希望寻根究底。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研究人文的,就要通古今、通中外、通文化中的多个领域。文科不同于理科,过分强调专家、专门,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无家可归”。

香港潜心治学

做学术研究,有个安定的环境很重要,香港是个避风港,为学术发展创造了相对安宁的条件

香港是饶宗颐的福地。

1949年初,为了编写《潮州志》,饶宗颐赴香港查找资料。其间,因儒商方继仁先生挽留,饶宗颐留居香港,潜心学术研究,直至1979年9月。

在此期间,饶宗颐的研究视角得以进一步拓宽,亦有更多的机会与世界各地的学者开展交流。前往日本考证甲骨文,赴印度研究梵文,远渡重洋去法国研究敦煌学……每到一处,饶宗颐都致力于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1956年,饶宗颐发表了《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将藏于伦敦的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典籍全文录出,兼作笺证,阐明原始道教思想的源头活水,引发了欧洲人对于道教研究的热潮。法国巴黎大学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教授认识到了这本书的重要,将此书定为教材。“东学西渐”的历程中,饶宗颐开风气之先。

1962年,饶宗颐获得被誉为西方汉学诺贝尔奖的法国儒莲汉学奖。1993年,中学辍学的他获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荣誉人文科学博士学位,这是建院125年来索邦高等研究院首次将此荣誉授予华人。

“香港为饶先生的学术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饶宗颐无疑是幸运的,安定而宽松的环境,使他的学术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成就了饶宗颐,在这里,他逐渐成为一名“百科全书式”学者,蜚声国际。而同时期的国内许多学者,有些被迫离开了熟悉的工作岗位,有些则正在“五七干校”中劳作。饶宗颐也成就了香港,有学者说:“香港有了饶宗颐,就不能说是文化沙漠。”

对话

记者:为什么在香港的30年间,您取得的学术研究成就最高?

饶宗颐:1949年前,因为战乱,社会环境不稳定,我曾颠沛流离,很艰苦。所以,做学术研究,有个安定的环境很重要。新中国成立后,香港与历史上建安时代的“荆州”相似,都为学术发展创造了相对安宁的条件,香港是个避风港,有这么几年的安定,很重要。

而且香港是个开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对学术研究者非常包容,当年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不拘一格邀请我赴港大任教,港大给了我一份薪水,让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的研究平台变得非常开阔,我有很多机会与各地学者交流,还可以到世界各地考察学习。

记者:您曾辗转海内外多地任教,这些地区在学术研究上,有无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为什么?

饶宗颐:我在海外各地任教及研究,感受最深的是在法国,他们对我国敦煌文物的保存及珍重,可以说是非常有系统及精密。在日本,对于古代及近代文物的珍视,更是值得我们效法。在日本,就算是古代传下来的一张纸,他们都有系统地记录及保存起来。这是对事物一个“敬”的观念。日本人在做事上“敬”的观念,是来自我们中国。但是,他们发展得更为尽致。

记者:现在很多年轻人感觉做学问很枯燥。从潮州到香港,再到世界各地,这个求学圆梦的过程,您有感觉过辛苦么?您又是怎样克服困难的?

饶宗颐:做学问同做艺术,都是一个苦心,要在苦中求乐。我在香港曾写了一本名为《长洲集》的诗词集,其中有82首“和阮籍咏怀诗”。当时创作这些仅用了5天时间。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那时我带了一把古琴,在长洲岛上的一位朋友家小住,边弹古琴边写作,感觉诗心和琴心相通,这样创作就感觉有乐趣了。

[责任编辑:PN018] 标签:饶宗 文艺复兴 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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