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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宣传部长:从没有因从事政治工作而痛苦

2012年09月28日 16:01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陈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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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你在做官与做诗之间,两者应该怎么平衡?

吉狄马加:很多人问我,一方面你是一个诗人,另外一方面又是一个官员,两者应该怎么平衡?我回答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文学才能,倒过来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一个政治家或者进行政治管理。

把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的人也有不少,我并不是特例。埃梅·塞泽尔既是马提尼克最重要的政治家,也是非洲最重要、最伟大的法语诗人,他担任过议员和市长。桑戈尔是塞内加尔前总统,也是世界级的诗人。阿拉贡是法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有极强的组织能力,他写的诗和他的政治活动是分开的。你看爱因斯坦的很多演讲和书信,那是一个政治人物才具备的素质,以色列的开国总理给爱因斯坦去过一封信,邀请他竞选以色列的总统,但爱因斯坦拒绝了。

南方周末:不会因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职业纠结?

吉狄马加:我从来没有因为从事政治工作而痛苦,反而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我从事政治工作的时候严格按照政治所要求的规律去办;作为诗人,我更多面对我的灵魂。

最怕你坐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你不知道你姓什么,很多官员很容易忘记,权力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可能给你欲望,甚至冲昏头脑,对此时刻要保持一种警惕。

作为诗人,我的诗从来不简单歌颂什么。你可以用别的方式,但不能用诗。诗必须是艺术的东西,能打动你的东西,否则你的诗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南方周末:有没有矛盾的时候?

吉狄马加:到政府一线工作能加深我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你会从社会管理的角度,了解民生、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整个社会有哪些优势和弊端,有哪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总之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最真实的那一部分。在我看来,一些所谓的官场小说其实写得很假,一看就是道听途说。

南方周末:对于腐败治理,你的看法是悲观还是有信心的?

吉狄马加:我觉得还是有信心有希望的。到青海工作以前,我对有些问题持悲观态度,作为一个作家,我看到党内出现的一些重大的案件和腐败的行为,觉得今后党到底怎么办,国家怎么办,有很多忧虑。

但我到青海工作了6年,至今还是被这里的干部和群众的奉献精神感动,很多干部在青藏高原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地方工作。如果纯粹按照现在社会对金钱和物质的崇拜逻辑,他们完全可以不在这里。

共产党内有没有腐败?有,问题还不少,这也是可能危及中国共产党权力根基的最大问题,我认为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点。但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完全是一个腐败的集团,就不会延续到现在。到了基层工作你才发现,真正腐败的是少数。

当前,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依法治国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在形成党内民主制度的基础上,来带动整体的人民民主和社会民主。这一点必须靠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解决,另外就是人民的监督。人民的监督就是要完善民主的机制,实际上很多东西都在做,都在不断地进行探索,在这方面我充满信心。

南方周末:你现在是宣传部长。你做宣传领导工作的体会是什么?

吉狄马加:很长一段时间,人家想到宣传部门就是板着面孔,或者对不同的思想进行所谓的打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这一点不用回避。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今天的宣传工作正在呈现出一个更加开放性的姿态,因为整个世界是开放的。

当下国际社会,一会儿是中国威胁论,一会儿是唱衰中国论,当然这里面显然包含着许多别有用心的政治企图,但是另一方面,怎么能让世界读懂今天的中国,人家不能理解你宣传的意思,那你的宣传一定是失败的。

在我们青海,像三江源国际摄影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世界山地纪录片节、青海国际水与生命音乐之旅、国际唐卡艺术与文化遗产博览会等等,都需要我们作为文化项目来抓。前不久我们刚做完了《格萨尔王》史诗与世界史诗的国际论坛。

《格萨尔王》是活态史诗,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史诗之一,做这个国际论坛,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传统都非常有利。我们近期还要做一个昆仑神话与世界创世神话的国际论坛,昆仑神话和印度神话是东方两大神话体系的代表,完全可以和欧洲的美洲的一些神话体系媲美。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不够完整。不是说是民族的东西就是世界的,民族的必须还应该是优秀的,才可能是世界的。

物质相对贫乏但充满变革热情的1980年代

在吉狄马加看来,1980年代每个文学青年都把写作作为神圣的事业。那时候的文学评奖在公信度上似乎更高,获奖作品的美誉度也大大超过现在。

南方周末:你是1980年代获得诗歌奖的,现在人们还很怀念1980年代,你对1980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

吉狄马加:放在中国现当代史上,1980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精神,当时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局面的序幕就已经拉开了,它起了一种启蒙的作用。同样,1980年代对当代中国来说,也尤为重要,那时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很多深层次的政治问题进行反思,呼唤人性全面的回归,强调人的价值,重新认识人的权利。我也是在整体的中国思想解放运动这么一个背景下进行写作的。那时也可以说中国是一个解冻的时代。

南方周末:你在那个时代的文学合唱中,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独特身份?

吉狄马加:诗人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永远不能被别的声音所替代的。大诗人的作品必须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必须具有一种更广阔的人类意识,哪怕他写的是一个小小的部落,他也要透过这一部分人,表达出人类对真善美的至高追求。

一个作家开始写作,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参照体系。我和我的朋友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在1970年代末就读马尔克斯的中短篇小说集,那时他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孤独》在中国形成热潮还是后来的事。还有拉美作家、东欧和非洲作家诗人的作品,很震惊他们的写作,那种对他们民族的命运的思考,那种世界眼光。那个时候,我就确定了一个标杆,在衡量自己作品质量的时候,一定要跟这样的诗人作家看齐。

人道主义精神是我诗歌中的一条红线,人和土地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的生存状况,都是我诗歌中的重要内容。我坚信,诗人作为一个时代的良心,它除了见证这个时代,还必须捍卫真理。

1980年代之所以是一个让人感怀的时期,是因为整个国家都在反思,那个时候文学和社会与时代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那个时候整个环境充满变革热情,人除了关心自己的命运,也关心他人的命运。现在我们的整体社会在精神生活的建设方面却出现了问题,我们必须要加以改变,否则今后会出更大的问题。

 
[责任编辑:PN034] 标签:吉狄马加 神话体系 腐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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