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孩子，再买一套房子

对比80后郭冉冉的生活，今年35岁的高校教师李倩觉得自己和老公属于“时代的受益者”。“至少我们买得起房子和车子，有点不动产。”李倩说。她和老公2001年结婚，当时贷款十年买了一套房子，2010年初刚刚还清贷款。另外，他们在郊区还有一套比较大的房子，预备给父母住。

如果李倩说自己家的钱根本不够花，很多生活在北京的人会很生气。每月两人的收入1.5万左右，刨去基本生活开支5000元和基金定投，还能存几千。“CPI一直在涨，工资原地踏步。个人生活质量难以保证，钱到哪里去了？房子。”

李倩的女儿刚刚8个月大，还不会走路和说话，但李倩已经开始为孩子接受好的教育，筹划买第三套房子，要求必须靠近优质教育资源，因为“进好的幼儿园才能进好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在北京，符合李倩要求的房子，均价每平米三万元以上。

李倩目前在北京一所高校的外语系任教，“因为现在的学生没有学习热情，所以职业成就感不高”，并且工作压力很大——因为学校对教师的考核非常严格，一旦考核不达标，就会有被淘汰转做行政人员的危险。她这几年一直在职读博士，由于有妇科疾病和两次非正常流产，导致身体很不好，博士至今没毕业。

“我有三重压力:作为女博士，有科研的压力；作为教师，有工作的压力；作为母亲、女儿和妻子，还有家庭的压力；层层重压累积，压力体积成倍增长。”李倩前几年自顾难暇，顾不上照顾父母，现在父母亲有糖尿病、高血压、白内障。双方父母都有医疗保险，这让李倩觉得庆幸——“有一位40岁的在北大教书的女教师，父母在农村没有医疗保险和退休金，去年同时得了癌症，她的孩子又赶上小升初，顿时压力巨大。”

李倩的老公陈飞是广播电台的中层领导，因为“空播8秒就算事故”，他感到“每时每刻的压力”。陈飞处于标准的“亚健康”状态，每天晚上必须靠安眠药才能睡着。他感叹:“这样下去，身体早晚要垮掉！”

李倩认为她与老公属于“岌岌可危的中间阶层”，“社会的稳定要靠中层，但中层非常不稳。因为社会保障系统不健全，我们只能拿身体换名誉和钱。我们对未来不确定，我们怕被社会淘汰，生活有不安感、焦虑感。工作有被社会盘剥的感觉。这都是赤裸裸的现实。”

最近三年，李倩和陈飞没有任何休闲计划。他们几年前就预订了去云南丽江的旅游团，工作太忙，一直没去成。“浪漫需要闲和钱，这两样我们都没有。”

最怕“加班文化”

3月4日晚上十点半，28岁的赵明亮在公司吃完晚饭，坐上班车，准备回家。赵明亮就职于“中国最累的民营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华为的企业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床垫文化”。华为有个传统，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张放在办公桌下面的床垫。午休时，席地而卧；晚上加班，累了就睡床垫，醒了爬起来再干。2007年前后，华为接连发生了几起内部年轻员工猝死或自杀事件，但其高层并不承认这与“床垫文化”直接相关。

赵明亮并非不知道华为的“累”。2006年硕士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大型国企做技术。“之前的工作量不到现在的四分之一，我就是受不了那份清闲，才跳槽到华为的。”赵明亮选择这份“累”的代价是:加班是家常便饭，每个月最多只能休息三天，其他时间都在工作。最忙的时候，他连续一个月每天都加班到凌晨一两点。其中最长的一次加班是“今天早晨来了，第二天中午才回家。”

赵明亮的同事，蒲伟，因为受不了华为紧张的工作氛围，在试用期就开始“找下家，逃脱苦海”，最近终于成功跳槽到一家外企。

赵明亮每天只吃两顿饭，从来不吃早饭，第一顿饭中午十二点吃，第二顿饭晚上十点吃。作为IT从业者，他有“电脑依赖症”，虽然每天在公司至少有十几个小时是对着电脑，每天晚上十一点他到家的第一件事还是要把电脑打开，浏览网页、打游戏，直到一两点再入睡。

作息时间不规律加上长期坐着用电脑，他经常头疼、颈椎疼，“几乎所有同事的颈椎都疼”。他和新婚妻子计划周末去打羽毛球，因为工作忙，一直没实行过。他们贷款50万买了一套二居室，准备用20年时间还完房贷。

“慢慢还呗。”赵明亮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还算满意，想起猝死和自杀的同事们，只是偶尔觉得后怕:“怕就怕，有命赚钱，没命花。”

结婚与浪漫无关

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来自中国的外交官张林正在联合国内部会议上演讲。做完演讲，他长舒一口气——终于可以结束长达20天的出差，恢复到每天朝九晚五、乘公交、吃食堂的日常生活了。

他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简单洗漱后，用一个钟头挤公交到单位，开始工作。由于起得太早，他上午工作的时候经常觉得头昏昏的，不能集中精力。正常下班时间是下午五点，但张林经常需要加班到晚上八九点，最晚一次是凌晨三点。

“社会上说公务员工作的时候就是喝茶看报，那是误解。绝大部分公务员付出的不少，而且几乎没有灰色收入。”张林的职称是副科级，月收入稳定在5000～6000元人民币。他去年的年终奖是“第十三个月工资”，800元人民币。他唯一的灰色收入是:在节假日期间的出租车票可以报销。

今年30岁的张林高大帅气，有一套首付13万的经济适用房，贷款十几万，计划用十年还清，因此还贷压力较小。这个工作加上不错的硬件条件，按常理早已婚配。

可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这令部里的大姐们和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很着急，从2006年开始给他张罗着相亲，无数相亲之后，无一命中。于是，继续。

只有少数几个朋友以及他自己知道，张林是同性恋。

张林从中学时就确定自己喜欢男孩，这么多年来，没有改变，也不知道将来能否改变。之前相亲也遇到过性格上合得来的姑娘，但张林一想到自己的情况，“怕害了人家”，就退缩了。

2010年底，张林马上要被派驻外国，一去四年。中国外交官不允许娶外国人，必须在国内解决婚姻大事。妈妈一想到等张林回来都34岁了，天天催着让他在这几个月锁定一个姑娘，赶紧结婚。

张林最纠结的是，内心非常渴望稳定的婚姻、自己的孩子；同时，又放不下自己的同性朋友。“我必须找个女孩结婚。我觉得我可以应付婚姻生活，但不一定是现在。”

与还在寻觅真爱的张林相比，上海记者郭冉冉在感情上是幸运的。

她和男友王超准备明年结婚。他们不准备大办婚礼，这样可以把省出的钱拿出来旅行。至于房子，也不在计划内。郭冉冉说:“上海的房价变态，比北京、东京、台北、巴黎都高！这里是有钱人生活的地方，我们都应该被踢出局。”

(应受访人要求，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这里是有钱人生活的地方，我们都应该被踢出局。”

——记者，郭冉冉

“我们只能拿身体换名誉和金钱。”

——高校教师，李倩

“怕就怕，有命赚钱，没命花。”

——工程师，赵明亮

“我可以应付婚姻生活，但不一定是现在。”

——公务员，张林

十大中产职业人群多发症

疲劳 52.9%

肩颈不适 39.6%

焦虑 39.1%

胃肠疾病 29.7%

失眠 28.2%

抑郁 24.2%

眼疾 24.1%

肥胖 23.9%

脱发 22.8%

性欲减退 22.6%

来源:《小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