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下午，在南京大学逸夫科学管理楼19层的办公室里，40天前发表文章批评学者汪晖涉嫌抄袭的王彬彬教授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

中国青年报:你和你所批评的汪晖都研究过鲁迅，因此也有人认为此次论文风波不过是派系之争，利益之争。

王彬彬（以下简称王）:不看事实，反问动机是没有道理的。我跟汪晖没打过交道，也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又不在一个学校，丝毫构不成利益之争，而且，抄袭剽窃问题跟什么派系也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青年报:那您为什么要选择汪晖这本书而不是其他人的书，也许其他人的书抄得更厉害？

王:这是因为我考虑到了一个因素，就是汪晖这本书影响特别大，20多年来，这本书成了一个神话，成了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一个楷模。

我认为，汪晖之所以成为汪晖，主要靠这本书奠定了地位。没有这篇博士论文获得的巨大声誉，怎么可能有后来的汪晖，怎么可能当《读书》杂志主编10年，怎么会有今天这么高的学术地位？

如果当时他的博士论文获得的评价很普通的话，他也许不会迅速地膨胀为今天这样。

如果在你的研究领域里，有一本被视为经典的东西，一印再印，是专业的必读书，你发现存在这样的问题，应不应该说出来？难道不说出来是对的吗？大家都不说，你想想后果是什么？

中国青年报:后果是什么？

王:抄袭最严重的危害，是遮蔽了学术的来源，让后来者不能清楚知道思想的来源，这对整个学术发展都是损害，也是对读者的损害，当然，还侵犯了原作者的权利。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汪晖也是我国学术规范最早的倡导者之一。这样的人，是要为整个学术界垂范的，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学者，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在内心里更不能接受。这就像警察偷东西，虽然警察犯法原则上跟任何人犯法一样，但给人的心理冲击是不一样的。

中国青年报:但包括钱理群、孙郁等知名学者都认为，汪晖的书只是引用不规范而已。

王:文章出来后，我想到会有一些人不高兴，但我没有想到会有学者公开为这本书辩护，太难想象，因为这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声誉。

打个比方，我们揪出一个腐败分子，会有人替他说情辩护吗？我知道这篇文章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心里不高兴，但“汪粉”在网上骂骂我还可以理解，真没想到真正在学术界生活的人，会如此不顾基本事实，出来说这种话。他们的表态也说明我们的学术生态糟糕到了什么程度。

这个如果不算抄袭剽窃，那么以后抄袭剽窃这两个词就可以从字典里面消失。抄袭剽窃就合法化半合法化，学术界就彻底江湖化黑帮化。

他们的问题，是把朋友义气置于基本的是非之上，这个是很可怕的，如果是在其他圈子里可以这样的话，那么在学术界，这样做事很可怕的。

而且，他们的表态一度造成了全国性的是非混淆，非学术界以外的人很迷糊，因为别人不知道规则，不知道到底算不算抄。他们一表态，就认为不是抄了，反而觉得我有什么问题。

我特别佩服严家炎教授，过去我对他研究金庸批评得很严厉很尖锐，但他在这个事情上能明辨是非。

中国青年报:为汪晖辩护的人认为，应考虑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代背景，那时候学术并不如今天这么规范。

王:上世纪80年代是不是不规范，郑也夫、丁东等学者都发表了文章，事实上，也许80年代的技术性规范没有今天这么完备，也没有今天要求这么严格，但实际上，80年代的学风比今天要好得多，那个时代类似的事情在我的印象里也有一两件，都是得到很严厉的处理的。

我记得这样一个例子，我们这儿有一位姓吴的教授，在辽宁的《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研究作者史铁生的论文，后来，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评论作者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同类主题的文章，抄袭了吴教授几百字，结果，被揭露后，《文学评论》公开发表对吴教授的道歉声明，并且追回稿费，而那位文学评论作者，也公开向读者和吴教授道歉。这个人，我很敬重。

中国青年报: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不能否认汪晖这部作品的价值。

王:对汪晖这部作品的价值，我个人认为不像它的名气那么大，并没有太多的原创性。

而且，我的文章发表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部著作，像《南方周末》就刊登文章，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本书在20多年来，不断地修订，出新的版本，但在修订中，有的注显示，原本是引自译本，但到了前两年的版本，竟然修订为引自原版外文，似乎是直接参考外文资料，但事实上引用的这段文字没有任何变化，可能学术界以外的人觉得这不是问题，但实际上，做伪注跟抄袭剽窃是一样的概念。

再有，也有人揭露，这本书中有几百字是抄袭自1954年（应为1958年——编者注）《新闻战线》上的一篇文章。

中国青年报:我看到报道，您对为汪晖辩护的学者抨击得很厉害，甚至用了一些很骂人的话。

王:当时有记者来采访我，说是我的学生，所以谈话很放松，我用了一些不雅的词，但一再提醒说这些话千万不能写，因为绝不能搞人身攻击，但这些词还是发出来了，他们后来也向我道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