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都市“人口红利”的终结具体体现在:城市的吸引力持续降低，新移民群体开始出现大规模返乡潮，城市的经济将会受到巨大冲击。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任思乡返乡潮继续发展，那一线城市的未来就将在风雨里飘摇。

而在另一个方面，想要遏制思乡潮的发展就必须降低一线城市生活成本，降低一线城市的生活压力。那么作为新移民白领阶层最大压力源的楼价问题就摆在了不得不调整的角度。

事实上，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造成严重的民生压力，也促使了更多减压呼声的出现，在2010年的两会上楼市成为众矢之的，正是此间的现实写照。但调整楼价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在中国目前经济对一线楼市依赖度居高不下的现实中，打压楼市等于是打压经济，会严重损害经济现状。

对经济的调控就这样卡在了“楼市升与降”的两难问题上，政府的宏调手段到这里都开始“打结”，模棱两可的“阻止楼市过快上涨”的话语频频出现在官方口中。

但问题是，现实的楼价已经造成新移民都市生活的严重压力，阻止过快上涨只能预防情况加速恶化的过程，却在减轻新移民白领的压力方面起不到任何作用。

所幸的是2010年的两会，温家宝总理看到了现实的严峻局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让百姓活得更有尊严”，并且随后的答记者问中明确表态“政府有能力管好房价”。

这给了新移民继续留在一线城市发展的新希望。

回不去

回家重新发展，要被自己同龄人“领导”

那些在城市中选择坚持的人，面对郑婷这样决然回家的案例，不知道要触动多么浓厚的乡愁了。

而事实上，很多的新移民如记者一样已经无法再返回哪个曾经熟悉的都市和乡村，不管他目前如何艳羡和渴望。

今年春节回家时，记者已是孩子的父亲。再次看到父母思念子女日渐苍老的脸，心里充满愧疚。当年那个年少轻狂的我所不曾考虑的，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渴望在那个人才流动大潮兴起的时候，让人不加选择地随波逐流。如今当背负起家庭的责任，能理解父母所思所想时，注定要吞下思亲这杯苦酒。但记者心里异常清楚地知道那个家乡早已不属于自己了，被经济大潮挟裹的人生里已经没有多少回头余地。

计划生育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全面推行以来，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造就了第一个独生子女出生潮。如今，这些当年的独生子女走过了背叛期和思索期，进入而立之年，有了子女并开始背负家庭的责任。而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也相继进入老年阶段，开始需要子女照顾。当年年轻离家出去闯荡，就这样变成了亲人天涯相隔的亲情纠结。

事实上，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有这种同样处境的人很多。

那些当年出来闯荡的人，相当一部分都曾经是当地的佼佼者。这些人毕业于90年代中后期，正好赶上了人才从西向东从贫困到发达地区，这20年人口流动的最尾潮。

其结果是，在职业发展中，遇上了已经成为年轻管理阶层中坚力量的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出生者；在生活水平上，遇上了东部西部差距最为快速缩小的一个阶段，西部工资快速拉升东部驻守不前；而在买房子的当口，也赶上了中国楼市上涨最快的几年，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房奴”。而这些的综合结果就是造就了一个时代人的平庸，造就了“闯世界的梦想”在现实中“玉体横陈”，竟然“一丝不挂”。

当年那些不敢冒险或不得不回到家乡发展的人，如今凭借自己的奋斗，在落后地区人才流走的空当里努力成长，成为西部当地社会的中间力量，占据了从党政到商业各个阶层中的绝大多数岗位。

回去的“面子和尊严”倒在其次，就职业空间而言，回家重新发展又将面临自己同龄人为领导的晋升“天花板”。

而在这职业断层之外，家庭又成为最大的牵绊。很多人有了孩子开始将孩子的未来看成第一位，想想后委屈点自己也倒罢了。一次次的“想回家”最终倒闭在软弱的勇气面前，剩下日常苍白的人生令人煎熬。

被经济大潮挟裹抛起又被经济大潮抛离的70年代“人才”，就这样不得不面对着“回不去”的尴尬。

就在思乡潮涌起的当口，另一种回乡投资的经济潮流也暗流涌动，一些在外面闯荡略有积蓄的新移民，开始将资本投回家乡，有的在尝试实业，有的则买房子买商铺。不管他们是在为回家做铺垫，还是仅仅在资本增值层面上投资，都是一个可喜的潮流，对东西部经济平衡来讲都意义非常，东部西部的差距就这样一点点拉近，融合就这样一步步深入。

总有一天，就如同当初经济大潮挟裹他们出外闯荡一样，当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在思亲潮流面前崩溃时，当内地提供的机会足以继续个人事业和前程时，就会挟裹相当一部分浪迹天涯的游子返回家乡。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那个时代造就的人才涌动潮流，也就走到了它终结的那一天。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多数白领仍将在都市里苦苦挣扎。

夜色升起来了，陌生的城市灯火通明，照亮都市新移民一言难尽的人生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