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30年中，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从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5%，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长到300，670亿元（人民币，下同），人均GDP从281元增长至22，600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343元增至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34元增至4761元，外汇储备从1.7亿美元增至1.9万亿美元，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从86万人增至2021万人。中国还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并且在眼前这场重创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有相当出色的表现。即使是国内外的反对派，也不能否认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

记者: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这个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并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答。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引入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国具有劳动力和原材料的低成本优势，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官方的标准答案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走上了一条的道路。简单地概括一下前年举行的中共十七大的主要精神，就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在我看来，如果从国际比较和发展模式的角度看,中国官方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

记者:最近一些国内学者高调反对使用“中国模式”概念，你怎么看？

我也注意到这种观点。一些人之所以反对使用“中国模式”概念，是因为担心“中国模式”是西方人用来棒杀中国的阴谋。其实，就我看到的相关文献而言，西方人谈中国模式，恰恰更多的是批评，而不是赞扬。即使赞扬你的经济，也在批评你的政治；赞扬你的稳定，也在批评你的人权。还有一些人反对“中国模式”，主要是出于以下三个理由。一是认为这种模式还没有定型，二是认为中国模式存在不少问题，三是觉得“中国模式”有自我夸张或固步自封之嫌。我完全同意，中国模式还在形成之中，远未定型；中国模式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需要吸取的教训。更不能夸大中国模式的作用，盲目乐观，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如果说，一种模式只有优点没有缺点，模式一旦确立就没有发展变化，那么，世界上就不存在任何一种发展模式。因为任何一种模式，都会有自身的优缺点，都会发展变化。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时指出的那样，“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争论“中国模式”的概念或名称，重要的是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要素、特征，分析这一模式的得失之道，尤其是记住我们从这种发展模式中应当吸取哪些教训。对我来说非常清楚的是，我们的得失成败已经并且必将与这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密不可分。因此，既不要对中国模式盲目乐观，也不要轻言否定，我们需要的是深入而冷静的研究。记者:你很早就提出了“中国模式”概念，当时是出于什么背景和考虑？

我也算是“中国模式”论的始作俑者之一。2004年，原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Ramo）发表了“北京共识”(BeijingConsensus)一文，我立刻对此做出了反应，并邀请雷默先生等一起召开了国内首个专门研讨“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了专题文集。虽然雷默先生的“北京共识”可能更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因为它与早已声名远扬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但我并不赞同这一提法，我更喜欢用“中国模式”的提法。“共识”的基本意义是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而“模式”在此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不过，雷默先生关于“北京共识”的文章，引发了海外舆论界和学术界对“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的热烈讨论。国外的一些政治家在看到中国经济成功的同时，也在思考导致中国经济成功的制度因素。我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

记者:您能不能详细阐述一下中国模式的要素和特征？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或概括“中国模式”。从基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方面来看，“中国模式”的要素是:

1）在所有制方面，中国既不推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也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土地和森林、矿山等资源也不实行私有化。同时，中国放弃了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而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共产党的一党领导没有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但又不是简单的一党政治，而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

3）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又允许其他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处于并存的局面。

4）在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上，中国一直实行文官领导军队的制度，不允许军队干预政治，但又始终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

5）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已经产生，并且正在对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但正像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引导的市场经济(government-ledmarketeconomy)一样，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带有政府引导的性质（government-ledcivilsociety），多数民间组织并不具有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那样的自主性。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看，“中国模式”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从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方面看，“中国模式”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国力求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软着陆，并且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的平稳转型，在推进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整体性变迁的同时，没有出现国家的失控和政局的震荡。同时，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稳定的内容与形式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原先的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逐渐让位于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从改革和发展的策略来看，“中国模式”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必须从总量上增加大多数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得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