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一：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

6688位受访者认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是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占受访人数的82.3%

编者引言 虽然惩治腐败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和方针，而且惩治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大，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无须讳言的是，腐败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某些领域甚至还呈蔓延之势，主要表现在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职务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苏共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事实证明，即使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没有对政权更替的“历史周期率”获得终身免疫力。相反，腐败现象的蔓延却是加速政权更替的催化剂。

因此，胡锦涛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历史任务。”将反腐败提高到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足见党中央对反腐败的紧迫感和腐败危害的危机感。

拨开历史迷雾，我们发现，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有许多，但有一个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特权和社会财富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国家财富。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由腐败导致民心丧失，最终丧失政权。

未来10年，在我们党正处在历史上最兴旺发达的时候惩治腐败顽症，无疑是选择了最佳的手术期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颁布的制度可以说不胜枚举，为什么腐败仍屡禁不止？

惩治腐败是一项世界性的严峻课题。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面对腐败的严重挑战，世界各国政党、政府都在研究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对策。

制度反腐是人类反腐的经验总结和历史选择，在人类几千年的反腐实践中，历朝历代也制定过许多制度，为什么最终都因腐败而亡?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颁布的制度可以说不胜枚举，为什么腐败仍如此猖獗？

改革开放以来颁布的法律制度，之所以对惩治腐败的效果不佳，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制度设计不科学；二是制度执行没有刚性；三是反腐败工作没有一部统一的纲领性法律。

要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力，必须提高制度的质量和执行的刚性。一是制度设计必须持定“无赖原则”。在制度设计时，应有这样一个假设，就是每个人都是“无赖”，只有以硬性的制度制约，才能让其规规矩矩服从公共利益。英格兰著名思想家休谟提出，制度设计要从“最坏”情形出发，不能对人的“觉悟”心存侥幸。

二是制度操作必须具有可行性。制度是运用于实践的，不是用来装饰的。它必须具体、可操作，具有内在逻辑性。既有实体性要求，又有程序性规定;既有宏观架构，又有微观措施。要在实际工作中行得通、用得上。凡是具有“不可行性”或“低度效益性”的制度，都是可行性不强的制度，除了造成资源浪费和信誉流失外，没有任何正面效益。

三是好的制度应该上升为法律。只有把制度变为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才能强化制度的权威性和惩治性。让遵纪守法者在全社会畅通无阻，使破坏法律者在全社会无路可逃。这样的制度才称得上科学的反腐制度。

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腐败的发生有其特殊原因，因而惩治腐败的措施和对策也就有所差异。中国的反腐败有中国的特殊性，因此，中国应走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之路。经过长达十多年的认真研究，笔者认为，当腐败现象在中国尚未取代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前，采取措施遏制和惩治腐败，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既是现实之需，更是历史之举。

借鉴世界各国的反腐成果，中国特色的科学反腐制度，主要应包括家庭财产申报制度、金融实名制度、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反腐败国际合作制度五种，并以此为核心内容，制定和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只有科学设计和强力推行上述五项制度，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使之互相配合、互相衔接、互相支撑，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多发、高发的态势，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保障。

毋庸置疑，随着以阳光法案——家庭财产申报制为代表的反腐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的出台，中国社会将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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