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用心的人”

志愿者队伍越聚越多，西安的、重庆的、成都的，他们在汉中市灭犬的地区辗转，彼此的意见有些分歧，蒋宏等本地志愿者希望与政府协助，理性地化解这次疫情，而感性大过理性的外地志愿者则主张取证，“揭发”汉中市政府杀狗的“罪行”。

志愿者们在汉中的所见所闻，升级了自己和政府之间的矛盾。

6月3日，蒋宏来到洋县，看到到处高悬着与狂犬病相关的横幅，比如“彻底捕杀犬只，杜绝狂犬病”，而在农村的土路上，她甚至看到了不少赭黑色的血迹。

那几天，轰轰烈烈的打狗行动还在范坝村持续。

溢水河河道里弥漫着狗尸腐烂的味道。这里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的栖息地。“臭得没法！”想起那个味道，在河道里放牛的村民手一挥，把鼻子皱了起来。

几位愤怒的外地志愿者为了拍摄视频，将一只河边浅埋的狗扒拉出来。他们没有想到，这成了一条导火索。

志愿者们愤愤地把视频和照片传到网上，视频上，有狗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也有的被草率地浅埋在沙石堆里，已经生满蛆虫。他们甚至气愤地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能会污染南水北调的水源。

草率处置死狗的现象披露后，又是一片舆论哗然。

尽管汉中市和洋县的防狂办都有文件表明，确有“部分区县”或者“个别地方”，出现“乱抛犬尸或掩埋不全现象”，但在6月12日，汉中市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声明，由一些自称是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志愿者发布的网文很不负责任，违反社会公德，而将狗尸体抛入河里也是“别有用心的人”恶意所为。

对于志愿者们对汉中打狗的“负面宣传”，汉中的官方表示愤慨，在防狂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之际，史瑞华正在为汉中市政府写一份“防狂”工作总结，他说，在一些人心目中，狗比人还重要，这反映了当下人道伦理观的偏移。

6月13日，官方网站汉中信息港更加强硬地发布了头条新闻:将打狗进行到底。

这个消息让本地志愿者有一种无力感。他们原本希望这样的事情别再发生，至少不能让这些狗白白地死掉，现在却激化了人群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和对立情绪。

“我想，每个喜欢小动物的人，都是厌倦了人跟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希望感情能单纯些。”一位参加了志愿活动的汉中市公务员说。      

2009年6月中下旬，在重庆云阳、云南牟定的灭犬事件后，汉中的打狗风暴就要过去。事实上，也没有多少流浪狗可杀了。“以前是一天打好几百只，现在是几天打一只。”洋县畜牧科科长蒋卓说。汉中市一份狂犬病工作情况通报里总结道，“加大防控力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汉中遭遇阻力后，志愿者们将阵地转移到北京。他们联络了全国的动物保护协会，计划在月底开一场法理研讨会，切实地寻求一条化解疫情的解决路径，以免这样的灭顶之灾再次降临到狗的身上。

“这是政策”

玲玲死后，黄志超一度很激动，他会在私下里抱怨:“他们这样做，算不算侵犯我的私有财产？算不算违法？”渐渐地，他已经不会在公开场合表达不满了，让他记忆犹新的是洋县年初发生的网络“文字狱”事件——一位姓周的大学生，在网络上反映洋县拖欠上千名教师工资后，被宣布为“散布谣言，扰乱了社会治安”，处以10天拘留。现实压力迫使他隐忍，毕竟自己还需要在这座小县城继续生活。

他把玲玲安葬在牛头山上父亲的墓旁。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还无法面对失去玲玲的现实，心里空落落的。

县里的打狗队大都解散了。尽管县城有令，“疫区3年内不得喂养犬只”，一位洋县的公务员还是把送去西安的藏獒偷偷接回了家。

从藏着掖着的愤怒，到哀伤，再到麻木的平静，面对记者，县城的养犬人不愿意再说什么。只有何庆芳向记者出示了一张5月28日包扎伤口的医药费清单，她试探性地问，能不能向上头反映一下，把这17块2毛报销了。

在几近无狗的范坝村，只听得见公鸡打鸣和麻雀叽喳。

“连个娃都找不到”，一个吃着红色棒冰的小男孩说，他们习惯把小狗称作“娃”。

从来鸡犬相闻的乡村生态，在犬类消失以后开始失衡。到了晚上，村里养牛的人大多睡不好觉，生怕“贼娃子把牛牵走了啥都知不道”，几个村民聚在一起抱怨道。他们要么夜里隔三岔五地开灯往牛棚瞅瞅，看到牛在，才暂时安心地回去打个盹；要么干脆在牛棚里铺张床，虽然蚊子叮得厉害了点，但心里踏实。狗没了，摸牛贼太多，派出所管不了，只能自己履行曾经赋予狗的职责了。

范坝村7队杨建中(音)家的小黑，在灾难中奇迹般幸存，成为村子里“七条命”的传奇。许多人亲眼看到它头顶被敲了几棍，然后被打狗队拖走了，两天以后，它竟然自己回家了，身上还沾着泥土。

从那以后，有陌生人靠近的时候，半人高的小黑就会缩到地上，不停发抖。

记者问小黑的主人：“打狗队还会来吗？”这位70来岁、穿素花纹衬衣的老太太蹲在地上，摩挲小黑的头，想了十来秒，垂顺着眼睛细声说：“这是政策。”

小黑的左眼明亮有神，右眼在挨了一棍子后，变得呆滞浑浊。它茫然地趴着，哆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