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狗事

作为一种与人类建立了特殊关系的物种，狗的存在已经划分出不同的人群：爱狗的，怕狗的，恨狗的，依赖狗的

现在，又多出一个小群体：打狗的。而数以万计的被剥夺生命权的狗，让不同群体间的对立瞬间激烈起来。

在陕西汉中，狗的哀号早已平息，争议与对立仍在持续

本刊记者/周华蕾(发自陕西汉中)

2009年5月，玲玲被打死了。

玲玲是一只黄耳朵红鼻子的小型京巴犬，眼睛还没有睁开时就跟着黄志超(化名)，今年已经10岁了。端午节后的第二天，家里没人的时候，打狗队的警察趴在院墙上，朝院子里汪汪叫的它放了一梭子弹。

黄志超回家后发现，血泊里的玲玲肠子流了一地，身后的木门上赫然留下9个子弹窟窿。

在遍及汉中的“歼灭战”中，截至6月16日，仅汉中市下辖的洋县就有12520只狗被打死。其中有流浪犬、野犬，也有上了户口的宠物犬和农村的串串狗。它们的尸体，或者被就近埋到汉江流域的河道边，或者被丢进绿漆皮的洋州镇环卫车里，在孤魂庙村的垃圾场，被生活垃圾日复一日地掩埋。

人与狗的矛盾，及至人与人的矛盾，骤然改变了汉中尤其是洋县的社会生态。而这一切，都始于狂犬病的死灰复燃。

“把我人打死，狗不准你打！”

范坝村村民李燕平至今想不明白，她家的看门狗“造了什么孽”，为什么非杀不可。

4月底收割油菜花那会儿，村上出了通知，说汉中市狂犬病疫情发作，流浪犬和野犬一概捕杀，并要求养狗户交15元为狗注射疫苗后拴养。尔后不到一个月，由于3公里开外的戚氏镇有人因狂犬病去世，按市里的规定，范坝村作为疫点的受威胁区，所有犬只一律灭杀。

在中国农村，狗是人们几千年来的家仆，更是家里的一条命。

韩书俊(音)家原本是不养狗的，去年农历十月初，他家养的两头价值过万的牛，一夜之间被小偷牵走了。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村里，牛是村民们最重要的财产。韩书俊家的牛到现在没有音讯。他曾经到邻近的谢村派出所报案，办案民警反问他：“你咋不养条狗？”

半年过后，同一个所里的民警加入了打狗队，要到范坝村挨家挨户杀狗来了。洋县的405支打狗队动用了4870人次，其中包括公安、武警以及当地的村干部和雇佣的村民等。“发工资我当然打，挣钱的嘛，一天50元”。担任打狗队成员的下溢水村1组村民王建平说。他在今年3月曾被野狗咬过。

也有深刻意识到狂犬病严重性的民警。洋州镇派出所参加打狗工作的王小弟说，这些年，洋县街道上到处是流浪犬，它们尤其喜欢围着餐馆觅食，不时咬伤路人。常有司机对他抱怨，在路上开车，一不留神就窜出一只野狗。在给小女儿做了几天的思想工作以后，王小弟把自家的宠物犬交到了社区。

作为县城人的“宝贝”，宠物犬也在捕杀之列。疫情捉摸不定，1人、2人……死亡人数眼看着往上攀，截至6月16日，洋县的狂犬病死亡人数为4人。每发生一起疫情，方圆5公里就被定为疫区，要求灭绝所有犬只。

“是不打疫苗的狗连累了打疫苗的狗。”范坝村某生产队队长杨顺元(音)说。

县城里的老百姓考虑得显然更多。听得风声的一些人，提前把宠物转移到西安、成都等安全的地方，或者藏进更深的大山沟里避风头。也有人把宠物藏到洗衣机的滚筒里，或者顶楼的阁楼上，脾性安静的狗便可能幸存。

一些不甘心的年轻人开始求助网络。他们把洋县杀狗的图片和视频发布到网络上，寻求舆论声援，有的帖子略带夸张地说洋县已成了“无狗县”，同时，还有人不停给外地的媒体和动物保护组织打电话，寻求帮助。

很少有人会欢迎打狗队，不过大多数人家都选择了顺从，偶尔有人进行了收效甚微的抗争。有农民看到打狗队来了，索性解开了狗链子，让它们自己逃到包谷地里活命去。

李燕平今年50多岁，她家的狗养了2年多。6月初打狗队上门的时候，她的脾气硬得很，大着嗓门，反复训斥操着棍棒的打狗队成员，“我喂狗是用来看牛的，是链链拴着的，你来把我人打死，我狗不准你打！”

汉中有35%的家庭养犬。在“防狂”小组的眼中，狂犬病来袭后，人与狗的矛盾，变成了养狗的小部分和被威胁的大多数之间的矛盾。

他们说，反对打狗，是因为养犬人的个人利益，而紧急关头，个人利益必须为公众利益妥协。

于是，打狗的突击行动被赋予了充分的正当性，甚至被官方描述为先进事迹:“端午节期间，各县各乡镇、县防狂领导小组成员及组成部门放弃休息时间，乘胜追击，奋战在防狂工作一线。”

为了圆满完成打狗任务，各社区、乡镇尽可能调动了一切行政资源，出台了诸如罚款300到500元、通报单位批评，取消来年的社保基金等临时措施。如此一来，打狗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