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种田？那绝对不可能！”

大年三十的正午，湖北省罗田县三里畈镇黄冈庙村口，22岁的丁国强一边玩着纸牌一边与同伴聊“将来”。去年12月，丁国强在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金融危机骤然来袭，工厂订单大幅缩减，他提前回了家。

未来怎么办？丁国强没有太多的想法，唯一清晰的是“绝不会过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记忆中，唯一一次干农活儿的经历是收割小麦，不到一个小时，镰刀割破了手指，从此再也没有下过地。

丁国强的经历是一个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缩影。在返乡农民工大军中，这是一个惹人注目的群体——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出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他们衣着新潮，不会种田，从学校到工厂，他们拥有比老一代更开阔的视野，也更看重精神需求。

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刘传江这样点评“第二代农民工”:退回农村，他们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他们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

春节期间，记者踏访大别山南麓的山区打工大县罗田县多个乡镇发现，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更向往城市生活，即使金融危机来袭，短暂蛰伏之后，他们“还是百分之百要出去”。

而与此同时，在国家对于农业、农村重视和投入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农村就业市场前景广阔，第二代农民工转变就业观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杆枪”的失落与期冀

大年三十下午，记者在罗田县三里畈镇一个山村街头见到“一杆枪”时，他正在台球桌前“鏖战”，桌沿的油漆斑驳杂陈。

上身穿件时髦的紧身羽绒小袄，一头蓬松的褐红狮子头，左耳仿钻耳钉在夕阳的余晖中熠熠闪光，每次打进一球，他都要把球杆往背上一扛，把头骄傲地往后一甩，在这鄂东贫困县的山村街头，“一杆枪”俨然是一道风景。

“一杆枪”大名雷志刚，在家排行老三，今年刚满20岁，别看年龄不大，初中毕业就跟亲戚外出打工，下广州，闯江浙，已经有了3年的打工经历。

刚出门那会儿，他每天起早贪黑在工地上干苦力做小工，吃得也不好，结果很快就感染上了乙肝。回家休养期间，他和一帮村里的小年轻唯一的工作就是每天“蹭”街头的那张旧台球桌。3个月下来，“小三阳”转阴，雷志刚也练就了一身精湛球技，“状态最好时一杆搞定一桌球”，“一杆枪”由此闻名。

2008年年初，在温州一家皮鞋厂做下料工的雷志刚在隆隆的机器声中度过了异乡的春节，“那会儿还真有些想家。”

这个春节，雷志刚回家的愿望提前实现了，腊月初三，他就背起行囊，踏上归程。当他回望这座城市，没有欢喜和愉悦，只有满怀的失落与惆怅——金融危机秋风扫落叶般冲撞着一个江浙小厂的神经末梢，雷志刚所在的皮鞋厂订单大幅削减，工厂裁员，他失业了。

雷志刚说，在外面一个月做得好的时候能拿1600元，那里有超市，有网吧，有KTV，有溜冰场，这些都是乡下老家不曾有过的。在这里，3年前破旧的那张台球桌依然是雷志刚在家唯一的娱乐工具。

年三十的清晨拜祖时，他悄悄许了一个朴实的心愿——愿来年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在外面呆下去。出行的日子也选好了——“正月初八”。

这个新年，雷志刚的球友小强有着同样的心境。

21岁的小强在广东省东莞市望牛墩镇一家制衣厂做质检员。今年春节，小强带回家里的钱和4年前刚出去半年时的一样多，3800元。

2006年8月，他到深圳，一个月不超过800元，包吃包住，每天加班周末闷头补瞌睡，半年时间硬是把拿到的工资全部带回了家。

而现在，月工资涨到了1700元，小强也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一餐饭要花四五百元，一群人去溜冰，一场下来也得百八十，“都是你请我我请你，不回请哪里会有朋友呢！”

幸福的周末生活因为厂里的订单减少突然停止。小强虽然读书不多，但勤劳肯干，被老板留了下来，一个月拿800元的留守工资，每天打卡上班，吃住也要自己掏钱了。

小强的钱包顿时瘪了下来，回家把一叠薄薄的钞票交给父母时，他得到的信息是年龄差不多的孩子都拿回了上万元。

“不做生意永远别想有钱花。”这个初中毕业的小伙子对自己的未来已经有了规划，他知道“以前1美元兑换人民币8元多，现在只有6元多了”，因为很多人看电视剧时，他就在看经济新闻。

攒钱的想法正在不断膨胀。他设想来年厂里的经济能好转起来，“不能再玩儿了，一定要攒两万元，然后跟着做家具生意发财的姐夫一起跑点活儿。”

这个穿着一身白色休闲西服的年轻人，唇上已经有了稀疏的胡须，就像一排幼黄的禾苗，在冬日的寒风中摇摆挺立，稚嫩中透着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