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子的插曲
《纽约时报》的记者在读到满语已濒消失的报道后，通过翻译找到了故宫深处的吴元丰。
吴元丰告诉他事实并不像他所了解的那样，地处西北的新疆伊犁，至今还有大约3万锡伯人在使用满族人带入中原的这种语言，在他们看来，自已民族所用的语言与满语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淘汰了一些不常用的词汇而已，连语音都只是地区间的一点差异。
这3万人中，有2万多人居住在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
吴元丰2006年再次回到他多次考察过的三家子，在那里，当地负责人找到了两位年逾七旬的老太太。
那段时间老太太们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已经反感，人们喜欢拿着手中的东西问她们:报纸叫什么、手机叫什么、茶杯叫什么，她们即便回答了，问的人也听不懂。
于是两位老太太，相互说了一句:“他懂什么？咱们不说。”这句攻守同盟吴元丰听得真真切切，他用满语告诉老人:“你们说什么我都听懂了，你们的语言我也能说。”老人很吃惊，于是双方开始用满语来沟通，接下来就是他们三人之间的谈笑风生。
在长时间的满语对话中，本刊记者只听懂一句:“他说得不错，他说快了我就听不太清”，这是一句汉语，一位老太太用汉语告诉当地陪同而来的负责人。
吴元丰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我说起来很熟练，而她们长时间不用，听起来有些吃力了”。
满语的主要结构是主宾谓，动词永远在最后，变化最为丰富。但是在东北的满族村落，还偶有一些会说几句满语的人，却是在用满语的发音和汉语的主谓宾结构来组成句子。
吴元丰告诉《纽约时报》这位记者，你还应该到西北去看看。
就在满族的故乡东北地区渐渐融入中原文化的19世纪初，在西迁到伊犁的第二代中，有位叫渥克金的孩子，他在1 8岁时成了在册兵士。渥克金像他的前辈一样常年在卡伦(兵站)，驻守边防。这种驻防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
咸丰初年，渥克金被调防到辉番卡伦。他在驻防巡逻的间隙，把当地风情写成家书，用满文记录了一位边防军人的见证:
“向东眺望，伊犁大河历历在目，唯不见家乡何处；转眸西睹，大漠横阻去路。”
“虽有淑人相留款待，只因语言不谙，难俅家常，于是，又认镫乘骑，跋山涉水”。
今天，在东北满族中几乎找不到会说满语的人时，这些经年传抄具有很高历史价值、被称为“辉番卡伦来信”的信札依然是西北锡伯族自如运用满语言和文字的骄傲。
“熊猫或者哪种植物要灭绝了，我们都会感动惋惜。何况是人类的文化! ”吴元丰情绪激动地强调:“任何人类创造的文化都应该保护，一种语言的产生要经过多么漫长的过程？人类走了多长时间才形成了共同的声音？多少人付出的代价形成了这种语言？在一刹那消失的话，我们看到的不是几十年间消失了一样东西，而是在整个文化史的背景下，发现缺少了一个东西。”
可怕的是，这种在长期实践中付出过多少人类智慧的语言和文字，人们已经能一眼望到它的“死期”。
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单纯的现象，满文的产生和人类各种文化一样，都在漫长的岁月里吸收了丰富的内容从而变得多元。从这个角度上看就不只是作为语言的保存，而是整体文化的保存，文化是历史长河中最核心的内容。
在这个层面上，锡伯人这一语言群体对这部分文化的保护有很大的作用。他们提供的是一个活态的语言，所以，只在专业层面保护是远远不够的。
采访中，吴元丰的夫人、同为一档馆研究人员的郭美兰女士来与他交流一些业务，他们很自然地用满语沟通。能够像吴元丰郭美兰这样熟练阅读、翻译、进行教学和研究的满语人才，从严格意义上说，全中国也就是30多位。
但是在另一个民间的层面上，锡伯人在西迁后240多年的时间里对满语的使用本身就是一种保护。西迁时，锡伯人的牛车上装载着的汉文的古典作品，很多家庭收藏有手抄的翻译成满文的《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和《西游记》。吴元丰回忆起他学生时代所受的文化启蒙，“那些名著都是西迁时用汉文的形式带进新疆的，但是锡伯人把它翻译成了满文，满语和满文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每天晚上的口头说书又将这种语言以口头文学的形式继承下来。”
就在身处故宫的吴元丰和他的小同乡顾松洁学习专业的满语文时，中国民间也有一些具有满语保护意识的人，在从事着更为艰苦的学习。
顾松洁在中央民族大学上大二那年，有位年近五旬的满族女性开始了她的“母语”寻宗之旅。
做机务地勤档案管理的夏萍，2002年第一次到察县的9天里，跟接待她的锡伯族朋友说，请你带我到各家各处走走，你们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该说什么做什么一切如常，我尽量看和听。
这9天的考察中，她只能用眼睛来生活——不停地拍摄锡伯人的日常生活和满语在他们生活中的遗迹，却无法真正地深入到察县锡伯族的生活中去。她既听不懂，也又无法用语言交流。这几天的考察变得又聋又哑。一些锡伯族朋友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不会满语？又高兴又得意地表示:你们的语言，我们一直会，可你早就不会了。
夏萍1962年随着父母部队的调动离开了故乡辽宁省凤凰城，即现在的凤城市。夏萍在北京上小学、说普通话、追求天天向上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父母语音中的“错误”，她从8岁起便不断要求家庭成员改掉语言中的奇怪部分，改得和她在学校中的发音或用词一致。这是夏萍生命中的第一次文化认同，小学校教育期间的可塑性，使她毫无疑问地认为学校以外的文化都是错的。
现在，在那个她已经离开了40年的故乡“凤凰城”，也很难找到与满语有关的记忆，这里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浩劫的时候，说满语，意味着“叛国”或“里通外国”，因此满语随人口的自然消亡和非自然消亡相结合，消亡得特别彻底。其实当时整个东北的满族聚居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夏萍第一次知道作为满族人的后代，自己还有“母语”是在1999年，这时她才知道父母语言中的奇怪部分竟然是满语的残存，父亲告诉她，老家曾有20多人在200多年前随西迁的队伍到新疆，并带去了满语。这句话启发了夏萍又聋又哑的2002年察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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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东晓
编辑：
邵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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