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又是阜阳？

安徽省卫生厅会同财政厅已向阜阳市紧急拨付150万元专项经费，阜阳市财政也划拨120万元经费专项用于防治工作。但医疗资源却很紧张，患儿住院甚至需要“走路子”。

广大患儿需自行垫付高额住院费用。张开城住院6天，已花去医药费千元。家长说:“我们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药费也许能报销，其他不清楚。”程见龙(化名)住院1周，已花4000多元医疗费，“要注射多针人体免疫球蛋白，很贵。家里快承受不起。”

有人认为，许多农村患儿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还与卫生、医疗条件较差有关。然而，阜阳政府曾宣传，当地农村医疗条件不错，用以佐证的消息有:“阜阳建专用卫生室，农村染艾者可就地接受治疗”。

4月27日，疫情在阜阳已传染千余人，阜阳市的幼儿园并未硬性停课。在此4天前，各级专家已在阜阳市卫校召开紧急会议。在此3天前，各级乡镇已领取消毒液，对辖区内公共场所进行消毒。

一直到28日，阜阳市教委才发出通知，从即日起放假一周，5月5日起正式上课。昨日下午，记者来到当地有名的育红幼儿园，发现大门紧锁，一个写有放假通知的黑板竖在门边。显然，此前的一个多月，该幼儿园根本没有疏散儿童。

可以与上述情况对比的是，4月24日，由于手足口病暴发，新加坡关闭多家幼儿园。

阜阳方面表示，目前正加强疾病监测，对学校、幼儿园、村庄的环境卫生、饮水、食品卫生等进行治理和检查，全面开展防治工作。

可阜阳的某些善后做法仍令人生疑。昨日下午3时许，阜阳市卫生局办公室，一名女同志不接受采访，但给记者报上一个尾号为“888”的手机号。记者多次拨打该号，不通。40分钟后，通了，一名自称“市新闻办王浩”的人说:“不用采访了，你们直接上网看嘛。”

阜阳市各医院、幼儿园也被安排“不准乱说”。昨日下午，记者在阜阳市人民医院采访拍照时，相机险些被夺。数名医务人员及保安威胁说“要报110”。

死去的患儿家长不断向政府、医院讨说法，当地有关部门正集中精力做好安抚工作。一名官员向记者不经意间诉苦:“搞得大家都焦头烂额。”

坊间，“又是阜阳，又是婴幼儿”的慨叹声不断。2004年4月，毒奶粉事件引起多名儿童殒命，当地有关部门言之凿凿说要吸取教训。可仅过4年，剧情重复的悲剧上演，且当地政府的“捂盖子”手法依旧:让“专家”在该市媒体上辟谣。

著名评论人“十年砍柴”昨天指出:我立马想起4年前该市主管教育卫生的副市长杜长平女士一席话，“我不想去引咎辞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是为了改正，是为了加强。可在阜阳市政府网上，杜女士还赫然在副市长之列中。”

安徽检察机关密切关注

昨日，安徽省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目前正密切关注阜阳肠道病毒疫情的情况，该省检察院已经责成当地检察机关从充分履行职责的角度，注意从媒体及舆论中掌握情况，关注事态发展，及时联系与了解各有关职能部门的调查结论及意见，从中发现是否有涉嫌渎职犯罪的线索。

病毒的阴影仍盘桓不散，患儿增多，外省也有波及。至今晨1时本报发稿时止，阜阳市人民医院的晚班医生仍在忙碌之中。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任何一种疾病的产生，政府本身并不负有任何“领导责任”，如果能公开透明，积极应对，一定能得到社会广泛理解。但某些地方官员却狭隘地把自然产生的疾病当成了影响政绩的“癌症”，一瞒再瞒，一错再错，最终酿成“怪病”。

专家视点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展江

信息公开应是常态不是例外

只有经过数次类似的公共突发事件之后，政府的心态才能真正扭转过来，真认识到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现在，在很多地方官员眼里，所谓的“危机公关”其实就是花钱隐瞒真相。这最让人厌恶，有了压制才会有传言。公务员这样做当然会违反官场潜规则，原则上是应该保护向公众披露政府信息的公务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次事件其实就是SARS事件的翻版。在SARS刚刚过去几年的今天，出现这种情况完成不应该。医疗方面的公共事件，我们承认有其复杂性，但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时效性，也应该强调。在没有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原因之前，至少应该让人们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