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26日，在美国国安会第400次会议上，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对西藏叛乱起因由于中共要绑架达赖喇嘛并强行带到北京。4月1日，国务卿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报告:“近期西藏的反叛者图谋坚持并操纵达赖喇嘛到印度，最近计划已经完成。”可见，西藏叛乱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蓄谋策划的分裂行动，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西藏叛乱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国务院组成了三位一体的西藏问题决策协调机构，而中情局成为这一阴谋干涉政策的具体执行者。[1]

1959年10月，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决议，妄图将纯属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国际化，以纠集不明真相的国家介入，共同向中国施压发难。1960年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还与印度联手，在印度靠近西藏边境的阿尔莫拉一带设立谍报网，建立了三个“教育中心台”和二个“医院”、二个“麻疯病医院”。这些机构组成了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基地。此外中央情报局通过嘉乐顿珠在西藏扩大间谍网，他们成立了所谓“护教军”、“民族自卫军。把叛乱活动发展成一场袭击我人民解放军的公路之战。”在整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积极支持达赖的西藏分裂事业，给其以武器、军训、资金、空运物质及其他所有的帮助”。其准军事活动成为此间美国西藏政策的主要特点。[2]

二、七八十年代:“冷战的孤儿”

七八十年代，出于改善中美关系，借助中国抗衡苏联的需要，美国政府对达赖集团的支持有所收敛。美国出于“联华制苏”全球战略考虑，调整对华政策，达赖集团在西方的使用价值降低，处境十分孤立，成为冷战的“孤儿”。

70年代初，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美国尼克松政府调整对华政策，采取步骤改善中美关系。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停止对达赖集团在政治上的公开支持和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1974年尼泊尔政府出动部队最终解除“四水六岗卫教军”武装，这支在尼泊尔残存了14年之久的无恶不作的叛乱武装最终被彻底歼灭。于此同时，不丹政府逮捕了达赖喇嘛派去的骨干分子，限定在不丹的藏人加入不丹国籍，否则驱逐出境。此时，达赖集团损兵折将，处境孤立，达赖本人一时表现沉默，倍感冷落、绝望。

70年代末开始，达赖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从向中央政府求好，于是有了汉藏对话与接触。1980年3月，达赖喇嘛说，中国是一个伟大国家，流亡藏人必须同汉人接触，没有其它办法，他坚信共产主义和佛教有共同基础。并表示如果西藏人幸福，他可以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此后，他在公开场合很少再提西藏独立，并多次赞颂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讨好中国中央政府。并声称要回西藏看看，打算开始与中国政府恢复接触。1979年达赖喇嘛私人代表回国以来，除达赖喇嘛本人外，其在国外的几乎所有亲戚都曾回国参观、探亲，来来往往的国外藏胞，更是不绝于途。

综上所述，作为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冷战时期美国的西藏政策具有鲜明的冷战色彩。那时美国西藏政策服务于美国的“反苏反共”、“反共反华”的全球战略。西藏问题成为美国用来制衡中国的现实工具之一，经历了一个从“宠儿”到“孤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