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我们注意到这次在十七大上，十七大报告把科学发展观，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写入党章。制度上的定格，标志着改善民生新阶段的开始。那么改善民生对我们国家来说有哪些重大的意义？如果民生得不到改善的会怎样？

[吴忠民] 改善民生对于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不可替代。

首先，改善民生有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同时也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实际上刚才我们也谈了，社会公正有两个基本价值取向：一是共享，二是为每个人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而民生这个问题的改善与这两个基本价值取向息息相关，因为改善了民生才能共享，也只有改善了民生才能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基本的平台。

其次，是有助于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对经济的意义很大，甚至不可替代。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的直接拉动力无非来自三个方面：外贸拉动、投资拉动和内需拉动。在这三个经济动力当中内需拉动最重要，它的份量占这三大动力总合的70%以上，而民生问题和内需拉动直接相关。经济学家有一个统计，发现对一个社会来说，内需拉动和各个群体的关系：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购买力最强，但是边际消费意识最低，换句话说就是消费的意识开始递减；低收入群体消费意识最强，但是购买力最低；最合适的是中等收入人群购买力和消费意识都比较强。而如果一个社会的民生问题不好的话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存在大比例的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中国现在就是如此，从中国社会结构群体来看是一个金字塔型的，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人数最多，占80%左右（城市和农村综合起来看），中等收入者占10%左右，高收入者就更少了。

这样的结构就意味着很多人的购买力偏低，有的人干脆就缺乏购买力，而如果大面积的人缺少购买力的话，企业生产出的产品卖给谁？产品卖不出去企业怎么发展？企业发展不上去经济怎么发展？所以民生问题的改善，直接影响到我们国家经济的改善是否具有一种可持续的推动力量。

另外一个最重大的意义就是可以确保国家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但是只要这个社会把问题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就可以确保这个社会的安全运行。但是如果一个社会民生问题得不到改善的话就会引发大面积的、种类繁多的社会问题。

中国现在主要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如果找原因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主要的原因都是来自于不少地方、有一定范围的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比如在一些地方发生的强行拆迁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许多政策得不到落实，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一些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只要让民生问题得到切实有效的改善，我国就可以把社会不稳定因素降到最低限度，从而确保我们国家在关键的发展时期的社会和谐和安全。

[主持人] 我们已经注意到解决民生问题已经充分体现在政府的执政理念当中。很多网友就会有一个疑惑就是我们国家是否具有解决民生问题的能力呢？

[吴忠民] 如果说想全方位地解决民生问题不太可能。比如如果要建立高级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不现实，毕竟我们国家不算发达国家，但是目前我们全方位地建成一个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切实可行并且可以做到的。

初级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就像十七大报告当中所说的，五个有字“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要初步做到民生问题这样的改善还是可以做到的。

初级社会保障体系最主要的是低水准、广覆盖，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应该先有后好；广覆盖就是不能把任何群体抛弃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建立这样的体系几千亿就够了，资金根本不是问题，我们可以有这样几个办法来解决公共资金的来源问题：去年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3.97万亿，将近4万亿，还有很多地方有一些预算外的财政收入，这两块加起来就是我们国家实际财政收入，去年应该是5万亿以上，今年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超过7万亿，解决这么一个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实际上需要花的钱也就是十分之一；还有一笔公共资金的来源就是国有股减持，我们的大量国有企业上市了，增值很快，净资产越来越高，同时股价越来越高，很多国有股减持了以后看有没有必要由国家立法规定国有股减持达到多少比例归于公共资金的投入；第三是企业红利的利用，这几天财政部也说这方面的条例也已经有了，有的企业10%红利交给国家，国有企业可以是5%，这样预计我们国家有500亿甚至700亿国有企业红利收归国库，收归国库以后就应该主要用于改善民生。

[主持人] 我们知道改善民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国家肯定会掀起改善民生的热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预计一下可能会出现哪些困难和难题呢？

[吴忠民] 首先是基本理念能否进行有效的转化。这就是让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深深植根于全社会。当然，我们在强调共享的时候中国还有一个特有的历史背景，以往的平均主义作为历史的遗留或多或少还会产生影响。为了避免平均主义,我们在强调共享的时候还要强调共建。

如果这个基本理念不转化的话其他政策和措施很可能是随机性的。

[主持人] 共建和平均主义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吴忠民] 简单来说一个是不劳而获，一个是强调自己的贡献、自己的投入。平均主义也是一种不公平，是一种能力比较强、贡献比较大的人相对地被贡献比较小和能力偏弱的人在财富分配方面无偿占有了。

还有一个难点就是一定不能妨碍经济的发展。因为我们改善民生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马克斯、恩格斯还是邓小平，他们在强调一个公平、正义社会的时候总是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息息相关。当然，推进经济发展现在没有任何争议，但是如何推进经济发展这里面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看到这次十七大也强调要推动内需，加快经济的发展。

三是我们要强调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在这上面我们国家有过一段弯路。比如在改革开放以前（当然，也有特殊的历史原因）的30年，我们这个政府试图包揽社会成员的全部生活，无论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全部包揽，当时的政府定位是一种全能型的政府，无所不包，这显然是无法胜任的。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校正以前不妥当的做法，在一定情况下我们的政府试图扮演经济型的政府，政府主抓经济了，所有的机构和所有的精力都弄经济了，这也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比如我们国家在90年代的时候一个职业化的企业群体还没有形成，市场经济缺乏一个引领性的群体，所以政府就勉为其难地执行企业的职能。但是现在政府应该推出了，如果不推出的话就会产生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样既损害了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规则，同时，也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去改善民生。

我们提倡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有什么好处呢？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可以为公众提供职业化、专业化的公共服务，提供充分而有效的公共服务产品。同时，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必然要强调政府的廉洁和效率，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杜绝公共投入资金被大量浪费的情况，腾出来的资金可以确保它用于民生状况的改善。

[主持人]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和吴教授的交流就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吴教授对改善民生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精彩言论，也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本次访谈到此结束。

[吴忠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