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大批学有所长的专家型干部相继进入党的高层领导机构，学者型官员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据统计，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具有大学学历以上的占92.2％，有高级职称的占33.2％。另据统计在2006年省级党委换届后，百余名省级党委领导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60%左右，有些还曾经拥有学者身份。与此同时，在这百余人名单中，有超过七成的人员具有人文、社科学历背景，这与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强调革命资历的“革命官员”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较为倚重的“技术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期我们特邀了几位专家，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分析。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越来越需要大量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选拔更多的学者型官员实在是大势所趋。
学者型官员的几种类型
学者是在学术领域有一定成就的人。眼下人们所说的学者型官员现象，主要指的是一大批知识分子先在学术领域取得成就而后成为官员。在各级政府中，主管科技工作的和一些专业化很强的政府职能部门是学者型官员分布的主要领域，比如教育、科技、卫生、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
学者型官员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是基础医学专家陈竺。陈竺1998年担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在短短六七年间牵头承担了一批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取得了一系列国际先进或领先的研究成果，当选为中、美、法三个国家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今年6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卫生部部长。
殊途同归，还有的知识分子虽先从政，但经过自身刻苦学习，而后成为某一领域学有所长的专家。有的被高校科研单位聘请为兼职教授或研究员，成为专业协会的成员。各级党委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往往是产生这类“学者型”官员的主要领域。如中国证监会的掌门人尚福林，长期在银行系统工作，现已是金融学博士、著名的金融专家、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如果按照上述标准来界定学者型官员，我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学者型官员是个好现象。
学者型官员的出现是个好现象
首先，纵观世界各国尤其是现代化国家选拔人才的做法和经验，遴选学者型官员具有普适性。1969年至1977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先后任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基辛格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为尼克松首次访华的破冰之旅立下了汗马功劳。
美国现任国务卿赖斯26岁就成为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并且是该校历史上最年轻、也是第一位黑人教务长。她精通五国外语，是著名的俄罗斯、东欧问题专家。赖斯先是出任老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2001年二度出山，又先后担任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国务卿，是内阁成员中仅次于副总统切尼的三号人物。
美国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博士，担任美联储主席长达１８年，在其领导下美国经济出现了创纪录的长达１０年的持续增长期，成功应对了纽约股市大崩盘、亚洲金融危机以及“９·１１”等一系列重大危机。学者型官员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选拔学者型官员是我们党和国家进入历史新阶段的现实客观要求。经过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战争而建国的发展中国家，其政府官员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的换代。在革命和建设初期，第一代领导人是开国元勋、革命家和军事家。第二代主要是工程技术专家。这是因为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科技对经济发展作用巨大，科技精英中参与管理国家的人员迅速增多。随着国家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走向成熟，第三代则是职业的政治家，他们一般是法律、人文、经济等专业出身。因为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面临的矛盾做出判断，消除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领导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等专业的知识结构。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从“开国元勋治国”时代转入了“专家治国”的时代，目前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具有大学学历以上的占92.2％，有高级职称的占33.2％，一批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在内的高素质人才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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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克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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