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名官员的艾滋病答卷

这是一个覆盖了3000名中国地方官员的调查，调查结果令人忧虑。

调查表明，有六成以上的官员不知道艾滋病疫苗尚未问世。

有三成官员赞成“将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与健康人群隔离”。

已被查处的腐败官员中，一些人拥有多名情妇，人们通常谴责其道德水准低下，而在专家看来，性伙伴越多意味着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几率越高。

这个调查也印证，少数官员中存在着高危易感行为。

调查由艾滋病政策专家靳薇及其同事主导，今年10月份结束，调查的对象是15个省市的部分地厅级、县处级官员。

在对艾滋病防治政策进行选择时，地方官员的内心彷徨更应引起重视。

不久前，哈尔滨疾控中心公开组织性工作者开展艾滋病预防培训，就引起警方异议，一条重要理由是“不符合国情”（参见本报1184期《政府办“小姐培训班”引发争论》）。

此次调查显示，在“您是否同意‘大力扫黄禁毒打非是防止艾滋病扩散的唯一途径’”这个问题上，竟有近一半人选择“同意”，另有5％选择了“不知道”。

地方官员的答卷知晓率

从去年9月到今年10月，身为中央党校教授的靳薇牵头组织了部分省市级党校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培训和倡导活动。此项调查是活动内容之一，参与调查的共有河北、宁夏、山东青岛等省（区）市党校的3000多名学员，其中大多为地厅级和县处级官员。

调查表明，尽管15省市地方官员文化程度都在大学以上，对艾滋病相关知识却不够了解。例如，知道艾滋病疫苗尚未问世的官员不足四成。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校参加培训的200位官员中，这个比例更是只有约两成。

“当时我感到非常惊讶，知晓率低到如此程度，确实不可思议，”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主持调查的副教授杨立宾说，“那么多的领导干部对于艾滋病这个社会问题不去搜集基本信息，不去思考，又怎么去决策呢？”

靳薇曾于2001年至2003年间，在中央党校接受培训的官员中做过类似调查。她说，与那次调查相比，官员对艾滋病某些知识的知晓率有所增加，比如更多的人知道艾滋病可以通过血液传染，“但官员对艾滋病的歧视和恐惧，并未随着对传播途径的知晓而大幅减少”。

根据此次调查，近三成官员赞成“将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与健康人群隔离”。当下属感染艾滋病时，约五成官员选择“替下属保密，允许其继续工作”，其他官员选择“开除下属”、“公开其病情”、“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有近四分之一的受访官员认为艾滋病防治与其工作“无关系”，或者“不知道有无关系”。

少数官员为易感人群

15省市官员的个人性行为选择，也被纳入到此次匿名调查之中。调查报告称：“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文化多元化，也表现在官员的行为选择中。”

对于“为了预防艾滋病，您个人的行为作何种选择”的问题，选择“只与一位性伴侣交往”的近七成，选择“尽量避免婚外性行为”的约半数，选择“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的三成多一点。这些官员中，男性占七成多。

在党校接受艾滋病课程培训以后，官员们对待个人性行为的态度并没有太大变化。选择“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的增加了约17％，但选择“只与一位性伴侣交往”和“尽量避免婚外性行为”的分别增长了约3％和4％。

“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高危易感行为，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某省党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教授说，“而我们的调查印证，领导干部中较多存在高危易感行为，并且对这类行为的危险性缺乏清醒认识。他们行为选择的示范作用对社会有较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领导干部也应该是重要的目标人群。

据《成都商报》报道，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在学员中开展艾滋病培训时，曾组织召开过一次“记者招待会”。

现场一位“美国记者”的提问，让所有人吓了一大跳：“虽然贵市称目前没有发现艾滋病感染者，但社会上传言贵市市长已经感染上了艾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