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小额贷款是扶贫还是高利贷是开拓者还是洪水猛兽本报记者与“中国小额信贷之父”面对面

“穷人甚至比富人更讲信用”

30年前，“穷人银行家”尤努斯看到孟加拉国赤贫村民受高利贷商人的盘剥而大受震撼，从而建立了孟加拉国乡村银行。那一年，杜晓山还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

23年前，尤努斯创建的乡村银行在政府支持下转化为一个独立的银行。那一年，杜晓山在中国社科院开始关注农村金融问题，并找到了看待农村问题的理论视角。

13年前，经过杜晓山的游说，尤努斯决定让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进入中国。如今，66岁的尤努斯因为其找到了“帮助大量人口摆脱贫困的方法”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杜晓山也被媒体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

10月28日，本报A7版对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在中国的实验进行了深入的报道，受到了读者的极大关注。人们感兴趣的是：孟加拉国小额信贷究竟是扶贫还是高利贷？是公益救济还是商业模式？是开拓者还是“洪水猛兽”？

作为该报道的继续，《新闻蓝页》今天刊登对杜晓山的专访，给读者展现权威视野下的小额信贷“天使与魔鬼”之辩。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小额信贷的？

杜晓山：是刚进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那段时期，当时，我和我的同事开始接触小额信贷，并进行了大量研究。当时我们对孟加拉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因为我发现国内的扶贫款往往很难真正发放到农民手中，而且还贷率非常低。但孟加拉模式正好相反，穷人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就能够得到贷款，而且还贷率很高。两相对比，给了我们很大的震撼。

1993年多次到孟加拉考察

记者：什么原因使你决定引进这一模式？

杜晓山：虽然这一模式的贷款金额从数量上说不多，但对于贫困人口来说，是继续贫困还是脱贫自足，有无小额信贷就大不一样。况且，这个是循环式的贷款，直到把穷人送到脱贫致富的路上。我们的扶贫也一定得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能半途而废。

记者：没有反对意见吗？

杜晓山：当然有，当时我考虑在国内是否可以成立一个类似的机构，但不少学者认为孟加拉模式不适合我们国家。不过，最后我们还是觉得可以试一试，如果成功了，还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改变贫困的命运。

记者：那是1993年的事情了？

杜晓山：对，1993年，那一年对我个人来说是不同寻常的。那一年，先后多次去孟加拉国进行实地考察，参加了小额信贷国际会议，并且见到了尤努斯教授。在接受培训的同时，我们从乡村银行信托基金方面申请到了“软贷款”(低息贷款)。

记者：为什么选择河北易县作为试验田？

杜晓山：易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具有一般贫困县的代表性，离北京又近，便于监管，又考虑了成本问题；而且当地政府十分支持。1994年5月，我们在易县成立了首家“扶贫社”，并发放了第一批二十几户小额贷款。

记者：易县试验的效果怎么样？

杜晓山：有一份统计数字显示，13年来，整个易县近2万农户从中获益，6000多户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国内外上万人次到易县扶贫社进行学习、参观与考察。

记者：尤努斯本人去过那里没有？

杜晓山：去过，1996年和1998年，尤努斯先后两次到易县考察。当时尤努斯的观感很好，每次都很诚恳地说易县大有希望。

穷人甚至比富人更有信用

记者：易县是你们工作的起点，正是那里的成功让你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尝试？

杜晓山：也可以这么说。易县以后，我们先后在河南虞城、河南南召、陕西丹凤建立了扶贫分社，进行小额信贷试验。1997年是个分水岭，那一年年底，我们多个分支机构都在

经济上实现了自负盈亏。

记者：试验进行13年了，你得出了自己想要的结论吗？

杜晓山：我有了自己的结论，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尝试，促进决策层出台相关的政策，放开农村信贷市场。我们13年的实践表明，只要有良好的管理，农户以信誉为担保的贷款，还贷率能够高于95%。另外，我们认识到，穷人的信誉度绝不低于社会其他群体，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巧妙的制度设计。没有不好的客户只有不好的机构；而且，穷人甚至比富人更有信用，因为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

记者：贷款就有风险，小额贷款的风险在哪里？

杜晓山：农业要经受自然灾害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双重影响；贫困农户又缺乏足够抵御风险的相应能力，也没有财产和经济实力做后盾，这是风险之一；其次，小额信贷无需抵押担保，如果有个别借贷不还的示范效应发生，则很容易造成拖欠行为的大面积蔓延。

记者：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易县、涞水的小额贷款还贷率很高，你们是如何规避风险的？

杜晓山：防范金融或信用道德风险，小额信贷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运作机制。我们现在实行的“小组联保贷款”制度就是利用乡村熟人社会的一种制度设计，通过熟人社会的相互监督极大地消除风险。如果一个人拒绝还贷，他在这个熟人社会中的信用就会受损，很难在其中继续生活下去。此外，还有小额度、分期还贷等机制，都有利于降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