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阿登纳基金会邀请六位中国学者访问德国，重点考察“社会市场经济”。我们飞抵法兰克福之后的第一站，是立刻转机去汉堡，参观附近的弗里德里希斯鲁——100年前俾斯麦晚年栖息的庄园及其墓地。开始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到这样一个冷僻的地方来？事后回首，反而感谢德国朋友这一善意：如欲考察“社会市场经济”，确实应该从这里开始。

1871年普法之战，是俾斯麦王朝战争的巅峰。俾斯麦看准时机，力劝普王登基，由国王而皇帝，完成德意志统一大业。弗里德里希斯鲁纪念馆中最醒目的一幅油画，描绘登基的情景：诸邦小王拔出长剑，欢声雷动；威廉一世站在凡尔赛宫的台阶上，位置最高，却偏于左侧；占据画面中央的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着白色戎装，长靴及膝，绶带过肩，双目逼人。当时，德意志正经历从中世纪共同体向现代工业国转轨的急剧动荡，工潮汹涌，街头冲突此起彼伏。中央党从教会爱护教民的基督精神出发，首先提出保护劳工的主张；社会民主党信奉阶级斗争，自然是推波助澜；俾斯麦出身贵族，大家长爱惜子民的古代遗风使他厌恶资本主义。三者合一，促使俾斯麦回国后立刻推行他铁血政策的另一面：向右打击天主教中央党，向左打击社会民主党，却把双方保护劳工主张收归他名下。在他执政最后时期，签署了6000余条法令，从工伤保护到医疗保险，事无巨细，全由王朝强令推行。有人说，国家提倡的工人福利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俾斯麦则朝后看：“这对我无所谓，我称它是立法范围内的实际的基督主义。”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福利国家就这样产生，它确实在马克思的故乡出现，却成为俾斯麦王朝道路统一普鲁士的一体两面。

列宁曾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分为两类：普鲁士道路和美国式道路。他据以分类的是土地如何分化，却没有注意到俾斯麦的王朝福利，其实它比土地更能说明什么是普鲁士道路。“王朝社会主义”的历史结果，大致可看到三点：

第一，社会福利大大提高劳动力价格，迫使德国工业向新兴科技索要生产力。50年内，德国科技拔得欧洲头筹，工业起飞，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实体，有实力向工业革命的鼻祖英国挑战。

第二，社会福利从王朝而来，共同体大家长成为近代德意志的国家认同。依赖国家进行二次分配，共同义务压倒个人竞争与责任，几乎成全民共识。这个欧洲大陆的优秀民族，最为理性者曾拥有康德，而最不理性者，则两次发动世界大战。为什么会有后者？答案之一，就在福利国家造成了反康德的另一面：集体价值至上，国家主义占压倒优势。

第三，王朝社会主义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前身，两者夹击，挤垮了魏玛共和。后者之所以短命，除了执政者举措失当，更为普遍的原因，是当时的民主政体“有宪政而无宪政者”。民众并不认同市场经济，却把1929年大萧条看成是市场经济的“原罪”。法西斯以“国家社会主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民众记忆中，“王朝”与“国家”本来就没有多大区别，变动的是“王朝”，不变的是“社会主义”，而且自上而下。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是以割断历史为能事。如果只读中国书，几乎看不出从王朝社会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是水到渠成，一脉相承。汉语不断以“纳粹”简称法西斯，给人造成的印象似乎法西斯只是凶神恶煞，其实“纳粹”的全称很温柔，也很民粹——“国家社会主义”，更能揭示这一潮流的内蕴。“国家社会主义”早在希特勒之前，俾斯麦就曾使用。在他的视野里，劳工是另一支应该爱护的军队，故而1891年他在弗里德里希斯鲁，曾这样说：“既然军队士兵残废了，可以领抚恤金，为什么劳工不能？再过不久，这种见解将被大众承认。我坚信国家社会主义一定会行得通。凡是要实行这种政策的政治家，都将崭露头角。”

以后的历史乃至今天的现实，都被俾斯麦说中。老欧洲总是追逐国家社会主义，法国学得最起劲，而且“被大众承认”。以至到今天，法国人把二战以后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解释成戴高乐主义的样子：这是美国道路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是“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本以此为名的法国书，近年来正在中国文人中热烈议论。我或许有机会反驳法国人的一厢情愿，并尝试回答什么是“社会市场经济”。此前我先建议，汉语是否能尽快恢复“纳粹”原名？“国家社会主义”，这六个字很要紧，最好不要删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