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工作”辨析:蒋介石绝无投降日本的打算
2010年09月16日 11:08 凤凰网历史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在全面审视日中两方留下的资料后,现在可以作结论了:

(一)日军攻占武汉、广州等中国广大地区以后,兵力枯竭,财政困难,已达势穷力蹙境地,急于与中国方面“停战”,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巩固其侵华成果。日方上至天皇、内阁、军部,下至板垣征四郎等中国派遣军官员,普遍重视“桐工作”,其原因在此。为了等待“桐工作”的成果,日方不惜推延汪伪政权的成立时间;在汪伪政权成立后,又不惜推延对其“外交承认”的时间,幻想出现“蒋汪合作”的局面。日方谈判代表铃木卓尔之所以不惜卑词谦态,巧言相,乃是为了诱引蒋介石或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来。它既反映出铃木个人的“要功心切”,更多反映的却是日方“求和”的急迫性。

(二)日方所谓“桐工作”,就中国方面说来,不过是军统在香港的几个小特务对日方的玩弄,目的在于刺取情报。谈判中出现的“宋子良”以及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等人都是假货,所出示的蒋介石“亲笔”委任状、备忘录等文件都是赝品,所转达的蒋介石意见都是假“圣旨”。

(三)谈判初起时,汪精卫正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南京筹组伪国民政府,因此蒋介石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其后,汪伪政府成立,蒋介石自感上当,认为日方求和乃是“欺诱”行为,主张严拒。但是,为了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承认,中方并没有马上关闭谈判之门。“桐工作”在1940年9月底结束后,重庆方面也还通过几条线索,虚与委蛇地继续维持着和日方的秘密关系。

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角力”,也有谈判桌上的“斗智”。铃木卓尔、今井武夫与“宋子良”、张治平之间的谈判是一种“斗智”行为,不能要求双方“忠诚老实”,他们在谈判中说假话,提供假材料、假情况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谨慎地辨别真假,而不能以假作真,视为信史。遗憾的是,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而且似乎还不是个别的。

汪精卫(左三)与东条英机(左二) 资料图

本文摘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作者:杨天石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真真假假的日中特务战日本侵华期间,曾多次向中国方面“诱和”,其中,最为重视的是1940年铃木卓尔、今井武夫在香港和张治平、“宋子良”等人所进行的谈判,日方称为“桐工作”。至今日本文献中还留有大量资料,有些史家也乐于利用这批资料,以证明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在对日抗战方面的动摇和妥协。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关系重大的谈判却始终缺乏中文资料的证明。本文作者查阅了保存在台湾的蒋介石档案,发现其中有不少和“桐工作”相关的文件,将这些资料和日文资料两相比照,便会发现双方记载差异很大,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扑朔迷离。但是,仔细研究上述资料,查勘辨析,我们仍然可以在几个主要问题上比较确凿地揭示出事件真相。

一、谈判过程与日中两方记载的异同

关于“桐工作”,日文档案集中收藏于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题为《桐工作关系资料缀》,为当年日本军令部第一部相关文电的汇编。档案号:支那事变全般—127。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着《大东亚战史》大量引述了该项档案。该书有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本,与本文论述有关者分别见于《战前世局之检讨》、《对中俄政略之策定》两册,〔台北〕1991年。“桐工作”的参加者今井武夫1964年出版述及此事的回忆录时,也收录了部分当年文献。中文资料则有中方谈判参加者张治平的报告、军统局戴笠向蒋介石的报告、军统局审查张治平时留下的文件、时在香港参与中日秘密谈判的《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致陈布雷的多通函件等。

比较日中两方资料,可以发现,双方对谈判的缘起、经过的叙述存在巨大差异。

(一)谈判缘起

日方资料记载:1939年10月,日本在中国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11月底,起用原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担任香港机关长,找寻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络路线。12月,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要求会见宋子文的胞弟、时在香港担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的宋子良。宋初则拒绝,后主动要求会面。12月27日夜,双方第一次会面。宋提出:日本如尊重中国的名誉及主权,中国有和平的准备,为此希望日本在承认“新中央政府”(指汪精卫政府。作者注)之前和国民政府认真商谈,先行停战,日本方面保证撤军。宋同时提出:日本对于不以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是否可重新加以研究?能否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能否向蒋介石个人提交有关和平的亲启书信?《香港电第81、82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见《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29-330页。1940年1月22日,双方第二次会谈,宋称:重庆方面仍具有日本预料以外的抗战实力;目前看不出蒋介石有与汪精卫合作的意图,毋宁说正在努力进行破坏。宋并称:通过胞姐宋美龄经常获得接近蒋介石的机会,两三周内将赴重庆。如有需向蒋介石传达的事项,愿进行转告。《香港电第126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31页。2月3日,双方第三次会见。宋子良称:希望进一步获悉日方的真意。本人将于2月5日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10日将携带会谈结果回港。2月10日,第四次会谈,宋称:自己已向蒋介石及宋美龄汇报,蒋于2月7日召开国防会议,决定派出代表或最受蒋介石亲信的人物来港。铃木卓尔当即询问:“上述代表是否随身携带蒋介石的委任状?”《香港电第126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34页。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今井武夫大佐到达香港,偕同铃木与宋子良、张治平会面。宋称:重庆方面将派出携有蒋介石委任状且与日本方面有同等地位、身份的代表,并称宋美龄已到香港。双方同意在香港召开日华圆桌会议。

中方资料不如日方资料详细。据张治平在1940年9月8日被审查时向戴笠所作书面报告,其经过是:七七事变后,张治平到香港避难,从事教育与新闻事业。1939年11月,日本驻港武官石野(芳男)去职,由铃木卓尔中佐继任。铃木是张治平“抗战前的老友”。1940年1月中旬,铃木从日本驻港总领事岗崎(胜芳)处得悉张的寓所,突然登门拜访,向张坦白陈明此次来港所负使命,要求撮合。张当时告以此事不敢过问,将来有此路线时,再行通知。1月末,张治平偶与军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曾政忠谈及,曾即介绍军统在香港的另一工作人员卢沛霖与张“餐叙”。不久,曾政忠告张称:卢已奉令,“允于特工、舆情范围内与敌周旋。”《张治平致戴笠报告》,1940年9月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台北〕“国史馆”藏。张转告铃木,铃木致电今井武夫。今井和张治平也是老相识,有“十余年旧谊”。2月8日,今井武夫约同大本营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共同来港,与张治平、曾政忠在康乐道十七号空屋内会谈。10日,今井武夫提出觉书八项,张电呈重庆后,又将原件寄呈。2月17日,张治平奉电召到重庆,报告经过,得到训示:“该觉书之荒谬,尤对于伪满问题、内蒙驻兵问题与汪逆问题,认为敌方之妄想。”《张治平致戴笠报告》,1940年9月8日。张治平返港后,即偕曾政忠会晤铃木,“面斥其非”。同时通知铃木:“欲谈和平,须先撤销汪伪组织,并应有进一步之具体表现。”《张治平申辩》,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铃木应允亲去东京、南京交涉后再谈。《张治平致戴笠报告》,1940年9月8日。

上述两方资料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起始时间。日方资料在1937年12月,而中方资料则在1940年1月。2.会谈次数:日方资料有1939年12月27日、1940年1月22日、2月3日、10日、14日等五次,中方资料则仅有1940年2月8日、10日两次。

张治平被审查时递呈的书面报告,又称:2月10日,今井武夫曾向中方提交包含八项条件的觉书,但今井武夫到达香港的时间为2月14日,当日日方记录中无此内容。《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29、335页。今井在出版回忆录前,曾于1956年12月8日在《读卖周刊》先行发表《今井武夫少将手记》。据《大东亚全史》编者考证,该《手记》文中的日期与俊六日记等其他史料之日期完全一致,内容也没有出入。(《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19页)今井写作回忆录时,利用了他本人的日记和存世档案,因此所记日期比较准确。例如,今井回忆,他曾于1940年6月12日,偕同影佐少将会见周佛海,说明板垣、蒋介石、汪精卫将在长沙会商,要汪参加。周向汪报告,次日,周称,汪可以去长沙。所述日期和内容与周佛海日记完全相合。今井的回忆录出版于1964年,而周佛海日记至1986年才公布。这种情况,说明今井当年必定留有确凿的记载。经查,今井武夫向中方提出包含八项条件的觉书,时在3月9日。关于此点,张治平被审查时向戴笠所呈书面报告是错误的。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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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天石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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