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专家杨天石:事实比“原则”更重要
2010年08月02日 12:15 中华读书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对于杨天石的研究,许多人夸他擅长用叙述还原历史真实,也有个别人批评他是历史学界某某思潮的代表者。杨天石回应说,他做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讲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原则来源于历史实际,不是历史学家去“适应原则”,而是只有原则在符合历史的情况下,它才是正确的。历史实际是检验一切历史判断的标准。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要坚持;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要修正,甚至抛弃。如果无视历史实际,以某种需要或某种原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力图将历史剪裁得符合自己的需要和原则,这就离开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学术路线了。

“不合适”研究近代史的近代史专家

如今,圈里圈外,杨天石已经被称作“杨公”,他却还说自己不是研究近代史的理想人选,因为有局限性。

杨天石说的局限,主要是外文不好。从小学到高中,他学了八年英语,但大学按规定改学俄语,结果两门外语都不灵。他42岁调入社科院近代史所,赶紧把英语捡起来,但看书还得依赖字典,口语更为难。因为要研究辛亥革命史,曾跟着北京广播电台学过一段时期日语;要看明治时代的文件,还得学古日语。他虽然努力,但年龄大了,外语总是他的弱项,收集、使用资料上受到很大限制。他对比台湾中研院的研究人员,大都在外国拿的博士学位,英文能说能写,唉!

他的经验是,近代史研究最好懂两三门外语,首选英、日、俄,再攻门法语最理想。当然,这要求对中国学者来说似乎太高,那么起码总该精通一门,另一门可以看书吧!杨天石实话实说,外语不好,到国际会议上没法和外国学者对话嘛。

另一个局限,他不是中共党员,无法看中共的历史档案。他主张研究国民党要看共产党的资料,反之亦然,只看一方的资料不会得到全面性的认识。国内外档案馆他跑过很多,但中央档案馆他不去。因为即使去了,也看不到多少东西。杨天石一直赞赏杨奎松的研究,因为人家有特殊的经历、特殊的努力,两党的历史档案都能看到。中央档案馆对中央党校放得比较开,杨奎松在党校工作时,能连续看几个月。这样的勤奋,杨天石也有,但这样的机缘,没有。杨天石说:“国民党的东西,国内比我看得多的人可能不多;但共产党的资料,就只能看已经公布的了。”

当然,杨天石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

第一,文字能力较强,语言准确、流畅、干净,讲究谋篇布局、表达清晰,这不奇怪,他出身文学专业,当年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的“白专”典型呢。

第二,重视收集新资料,发现新资料的能力强。他给自己的规定是,没有新资料的文章不写。多年前,他研究辛亥革命,这一段档案相对少,主要靠报纸。1903到1904年的《俄事警闻》、《警钟日报》、《苏报》、《国民日日报》,他一张张都翻过。改良派的《中外日报》、《时报》,后来革命派在上海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他也都一张张看过。革命党人在南洋办报,新加坡的《中兴日报》、《星洲晨报》,保皇派的《总汇新报》,本来马虎一点也就算了,在新加坡嘛。杨天石愣是争取支持,从国外买回来看了。

做学问做出的毛病,到一个地方,首先就去档案馆、图书馆,专找未刊资料。有一年去哈佛燕京学社,杨天石问馆长吴文津,有什么未刊稿,近代人的书信、日记、文稿?吴馆长告诉他,有几十本胡汉民的电稿,堆起来很高,从来没人看过。好,就看这个。杨天石待了两周,只看胡汉民,做摘录,连午饭都不出去吃。

再一个就是功底了。看民国时期的档案、函电,要有识别行草和断句理解的能力。功力不够,手稿的字都认不全,当然无法断句理解。杨天石小时候就从头到尾背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又有北大中文系的训练,后来研究哲学史。花时间最多的是明代哲学,王阳明和泰州学派。往前推,宋代的二程,朱熹、陆九渊,往下推,叶适、陈亮,以及禅宗等佛学宗派,他前后用了十多年工夫。概言之,北大中文系给了他语言文字、古文阅读的训练,哲学史给了他理论思维的训练。文化功底、知识面宽,帮了他大忙。在哈佛看胡汉民的电稿,胡喜欢用化名、隐语,例如:以“不孤”代指李宗仁,因为孔子说过“以德为邻,则不孤”。以“香山居士”代指白崇禧,因为是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号。“容甫”代指汪精卫,因为这是清代学者汪中的字。以“史姑娘”代指湖南军阀何键,因为《红楼梦》中有个史湘云。要解开这些谜团,对杨天石来说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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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天石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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