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曾以《历史的终结》轰动一时，该书指出，合法性也是一种实力，强国的弱点往往在其内部。该书是福山在苏联邦瓦解以后，对全球政治新趋向的把握。在该书中中国没有在议题之中，但是，中国也面临与前苏联邦一样的危机。史华慈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由西向东的传播是瓦解的过程，苏联邦先走向瓦解证实了他的学术见解，那么如何来理解中国这三十年来的现代转型呢？我写这篇文字的灵感来自与加拿大朋友在杭州城西的一家中餐馆的对话，他说，中国就像一朵正在开放的花。在空气污染与官员腐败日常化的今天，他仍然能够看到中国的希望，令人欣慰。

回到福山的话题，他认为，日本正在抬头的民族主义对美国是个麻烦，本来美国是支持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的，甚至支持日本重新武装起来，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倾向西方价值观念的东亚主权国家日本对美国来说是唯一的东亚堡垒，那么，为什么日本民族主义的抬头对美国来说是个麻烦呢？因为安倍否认慰安妇的发言？还是对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的合法化言说？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要对世界近代史讨个说法。要讨个说法，就要讲到西力东渐，日本想通过回击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东渐的话语在亚洲人面前挣回一点位置。曾经是那样想“脱亚入欧”的日本如今面临无法返回亚洲的困境。然而，按照福山的思路，如果日本放弃正在抬头的民族主义是可以重新成为美国在东亚的桥头堡的，这样说来，想为自己挣回一点在亚洲的面子的日本民族主义对中国来说，比成为美国的桥头堡还是要好些的。我觉得，离开当时国际结构与国际法理念，用现在国际人权法的观念来看日本在战前的国家行为是不够公平的。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当时也是受到英美等国支持的，当日本搞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就不能容忍了，本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言说里面就有抗击俄国扩张的一面，日本成了英美与俄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一个子儿，然而，反俄国扩张的逻辑里面也包含了反对西方扩张的层面。英美当时支持日本对中国、俄国打仗是没有想到战祸会落到自己头上的。同样是战胜，日本对中国发起的战争是得到了实惠的，而从俄国人那里没有得到任何实惠，反而欠了一身的债。清末中国不完全是因为战败才对日本割地赔款的，还用割地赔款延长了自己的生命，而中国人承担了这份重担与屈辱也成全了日本的近代化。问题是日本国民使中国人的这份承担产生了屈辱感。这就是温家宝总理4月12日在日本国会演讲时提到的日本给中国人留下的心理创伤。清末的当政者和变法志士还有忍痛顾全东亚大局的想法，而得到中国“好处”走上发展之路的日本却对中国越来越蔑视。严复“有老大帝国之支那，以为其及锋之质，而民气振焉，民志坚焉”表达了受到伤害的心情。日本人的国民意识是建立在伤害中国上的。而且，日本越是受到西方赞赏，日本国民越是觉得无负于中国。拿了人家的东西，还要让人家不告发，那只有杀人灭口，一不做二不休了。

这学期，我在给研究生上近代浙江思想家论著选读课，解开了一个多年困惑我的问题，清末变法家究竟是怎样看待甲午战争的？排除先入之见，从他们的言行来看他们当时的感受。无论是严复、夏曾佑，还是宋恕、谭嗣同、章太炎，他们是从宗教的层面来感受这场战争的。严复、夏曾佑认为日本通过这场战争告诉了中国人人类的进化方向，宋恕、谭嗣同把战争背后的“宗教”能量转化成了对三纲名教的批判，他们认为甲午战争是东亚文明内部旧制度、旧观念与新制度、新观念的冲突。当日本知识界为拿到“脱亚入欧”的入场券而欣喜若狂的时候，清末变法志士已经在准备对旧制度、旧观念的“宗教革命”了。能量来自日本。对章太炎、孙中山来讲，“以新道德与旧道德相参”的明治维新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清末变法志士看到了日本的“旧道德”是儒家伦理的遗产。这才是他们批判三纲，打倒专制王权的根据。日本才是现代中国政治合法化的资源，这可能是福山没有认识到的问题。

我和加拿大朋友谈起清末变法家对甲午战争的认识，就像英国、德国当年从罗马天主教会独立出来一样，是日本对中国建立在三纲观念上的皇权的挑战。加拿大朋友说，那么，他们主张中国人应该爱日本？我说，不，他们主张应该向日本学习新制度与新观念。加拿大朋友又说，那么，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变成像日本那样的军国体制？我说，清末变法家多出生于南方，浙江与日本有千年的贸易来往，近世日本的文化主要是通过浙江输入的，清末变法家认同作为一个新制度、新观念的日本，从而发起了改变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否定了把新制度与新观念释放出来的能量用于欺凌亚洲的军国日本，中国人推翻了君主制实际上改变了东亚的政治结构。当今的中国外交又回到了辛亥革命的道义原点是值得赞赏的。

（弗朗西斯·福山《日本民族主义的麻烦》，英文书名The Trouble with Japanese Nationalism）

原题为读福山《日本民族主义的麻烦》有感

本文摘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