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务运动到国民政府在南京十年的建设，中国逐渐发展了现代的工商业，其规模与当时几个主要的国家相比，诚然十分不足。但在中国内部而言，现代工商业集中的地区，包括铁路、轮船航线，所及诸处，文化与社会，均呈现“都会化”现象，而且居民也趋向于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

中国传统的城乡之间，生活方式是有差别，但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层。民国以后，中国城乡之间，现代工商业较为发达的都会地区及沿海，则与内陆及乡村，形成严重的差异。占去经济与文化资源的前者，相对于内陆与乡村，已是另外一个世界。两者形势的优劣，判然可别。优势的地区，尤其社会的上层，已认同于西方文化；而弱势的内陆与乡村人口，到二十世纪中叶，还是在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传统中国。

中国已划分为面貌与内容都有严重差异的两个中国，于是，过去华夏─夷狄的“我─他”，已不存在，新的“我─他”对立，竟是涵盖文化、经济与社会诸层面的歧异与对立；优势阶层自诩为“现代”，而弱势人口则不满的情绪日益加深，甚至对于那些优势阶层，有完全陌生的“异化”。

五四运动，中国的文化精英选择了完全转向。西方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与理性主义的现代科学，取代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伦理，亦即爱有差等的人际关系。科学思考也不再将在道德性的“道”与认知性的真理之间，混为一谈。

这一个抉择，从那时到今天，切断了中国现代与传统间的延续。于是中国文化精英的“我者”，毋宁是普世性的现代世界；中国原有的“我者”，则异化为历史遗留，相对于“现代”，传统乃是“他者”。

二十世纪的前面三十多年，中国努力进入世界，但是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历史太长久；中国选择了转舵向西，不过是城市与精英的中国在转向，另一个中国，乡村与基层的中国却还是转不过来！

这一自我撕裂的过程，如果没有其它的干扰因素，中国仍有可能终于慢慢全部调转方向。日本侵略中国，东南及沿海都市都沦陷了。国民政府努力以赴的“现代化”，经过八年抗战，原来建构在都市与精英的结构，脱离了植根的土壤。不但八年苦战，民穷财尽，那一个辛苦转向的中国失血太多，在抗战惨胜时，已是奄奄一息。

另一方面，广大的敌后内地乡村，留在乡间的现代文化资源并不丰厚，也切断了与内迁上层结构的联系。这一大片空白地区，在经济方面退缩到基本农业与小区域的交换；在社会方面，也回到乡党邻里的集合体，现代文化已无托根之地。中国本来已是一分为二，但还没有分离。八年抗战，中国真的分裂了！

那一个先天并不壮硕的城市中国，或是在敌人占领之下，或是离根内迁，难以发展。那一个裂碎为一片一片的乡村中国，则由中共渗透，在地方集合体的土壤上，以“抗日”口号，诉诸广大中国人民的保乡观念，转化为民族主义，取得了重组中国那一半的机缘。中共从地方集合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集合体，终于将中国改造为统御全民的庞大集合体。

这一重新塑造的乡村中国，在国共内战中，压倒了已经为大战摧残的城市中国！这一转变，在中共统一中国后，中国人的“我者”，已由国族认同界定；“他者”则是长期欺压中国的西方。

在台湾，当年在日本治下，其农村中国的“我者”，已有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迁台，渐进的土地改革，将农村资源引导进入工商业。1970年以后，台湾经济逐渐起飞，数十年来，城市覆盖了全岛，整个台湾几乎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大都会。台湾残留的中国文化，有的部分消失，有的部分正在与西方文化融合。台湾与大陆上的城市中国，其同质性大于大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关系。

在台湾，“我-他”的对立，在于不少本土居民要求确认自己的主体性，而与坚守中国认同的另一部分人口，有持续不断的斗争。前者与日本占台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而后者则与国民党迁台难以切开。于是认同问题与争夺“政权”，纠缠为台湾内部的对立。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本土论的立论根据，十分薄弱，台湾居民的文化根源，依旧是中国文化；族群血统，也绝大多数是闽粤移民的子孙；南岛原居民，只占少数而已。

但从历史记忆方面言，台湾居民已有五十年隔离于中国之外，其所经历已与中国大陆居民的记忆，完全不同。因此，台湾本土论者，也有其坚持的立场。总之，这一类的“我-他”与主客争议，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是另一股逆向的潮流，在世界别处，也多有类似的争议，并不只见于中国。

整体言之，应是全球化走向“合”的趋势中，难免的调节，以寻求更高一层的适应。在趋于人类共同缔造全球大社会的过程中，彼此之间必须经过认知的互兼容忍，互相尊重，才能走到和平共处。

今天的中国文化，分别存在于东亚几个华人地区: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新加坡，也存在于分散全球的华人社会。我们也该承认，中国文化的传统，已有深刻的变化。以日常生活方式言，除了饮食之外，居住、服装、交通，都已西化！在若干大都会，甚至饮食文化，也已华洋相杂。

在思想方面，儒道佛三家综合的中国型思维方式，也早已稀释于强大的西潮，相对言之，这一原为中国文化主流的思想系统，千百年来淀积于民间的枝节，却仍留在各处华人的行为、仪节，以至思维之中，例如互补的二元论(阴阳、公私、荣枯)，只是大多数人，往往行之若素，未经反省而已。

在价值取向方面，传统的整体主义(宗、族、乡、国)与今天普及全球的个人主义(人权、自由……)之间，在我们的行为中，处处有碰撞，却也人人可以寻找自己以为适当的调和。这一现象，在西方价值观俨然已是主流的世界，中国人如此的寻求调适，毋宁是值得密切注意的现象。

各处中国人社会中的精英，应当因应这一现象，认真思考，或能有意识的导引，发动大家，合作进行深度的反省，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成分，挹注于有待我们合力缔造的全球人类共同文化！如能做到这一巨大而持久的任务，则中国与今天的主流文化之间，将不必有“我-他”与“主-客”的分别，而是从矛盾中，辩证式的跻登更高阶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