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致力普及历史教育。他以“认同”为题，深入浅出，以独特的“系统”概念，呈现中国的舒卷与发展。

书中以六个系统分析“我─他”的形成与崩裂，分别是，一、中国与其它国族的互动，二、中国本部与边陲族群的互动，三、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四、社会上层与下层的互动，五、市场经济网络的运作，六、文化学术层面，主流“正统”与“异端”挑战者之间的互动。这六个系统内部不断变动，牵动彼此，又因彼此牵动改变了系统。因此以系统的角度来看“我─他”关系，则其变动不居乃是历史常态。不论政权如何轮替，经济如何发展，国家思想主流由谁占据，“中国”的本质毋宁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一个不断发展的秩序。

后论中，作者回归现实，感慨现代认同观念的植入，僵化了“我─他”界线；此外，都市化与全球化带来的疏离，让人类连最基本的地方与社区认同，都散逸在现代迁徙与经济活动当中。相较时下纷扰的“统独”意识形态之争，本书的历史纵深提供了另一种思考“中国”的冷静视角。

内文摘录:

中国近代史，通常以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为始点，这次抗争的关键在通商与“进城”，都是以“我者”拒绝“他者”于大门口。中国必须面对新的“他者”，船坚炮利的西方帝国，挟其军事与经济的实力，终于打开大门。面对这批新的夷狄，中国完全失去了过去的文化与经济优势！

接下去的大事，乃是“太平天国”的挑战清廷。太平天国，在种族观念上，以汉族的“我者”，打起驱除满族的“他者”，可是又以西方宗教为口号，挑战中国的儒佛道三家，却又是颠倒了“我者”与“他者”的相对地位。太平天国的这一矛盾，当可由人类学的“货船现象”解释。

太平洋小岛的居民，在西人货船到埠时，完全不能抵拒，却又意外的得到一些利益，于是，岛民以为，只要模仿西方船只的旗帜服装，就能召来西人的货船。

太平天国袭用基督教的形式，却并不真正知道基督教的教义，更不知西方文化为何物，徒然在汉满的“我─他”与中西的“我─他”之间，造成矛盾，招致儒生的反弹，组织了湘军，保卫中国文化，击败了太平天国，曾、左诸人，严守儒家君臣伦理，不再关注满汉华夏夷狄的“我─他”对立。

另一方面，经过战争的实际经验，那些中兴名臣都认识了西洋武器的厉害，于是，洋务成一时大事，中国在这一场大战之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者与他者之间，第一次有了整合。从此以后，“我─他”的易位，即是一步一步开展，而传统“华─夷”、“汉─满”的内部分野，也逐渐失去了意义。

下一个阶段是“维新”运动。无论康有为如何将“维新”的思想源头诉诸孔子托古改制，及将《大同书》的源头诉诸公羊学与《礼记.礼运》，参与维新运动诸人，毋宁承受了西方政制的影响，也承受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冲击。这次运动，“中学为体”的口号，又一步淡薄了。中国的“我”，却成为当时保守人物的专用品，因为他们将“维新”贬为“变华为夷”、是大逆不道的改写祖宗制度。

这一泾渭分明的对立，又引发了义和团运动。在教育并不十分普及于全民时，大众文化通常只是上层精英文化的稀释形态，其价值系统，大致会经过长期浸润，深入人心，但并不具有反省的机制。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文化长期积淀而深入民间的大众文化。

当时，西方文化的先锋，以传教方式，随炮舰而来。基督教的教义与仪节，对中国内陆的乡村百姓，是十分怪异的事物。教堂吸收的早期信众，又颇有人依仗洋人势力，横行乡里。中国北方内陆的乡村，接触洋人较南方沿海为晚，北方农村经济并不十分富足，教堂与若干不肖教民的行为，往往直接伤害了乡民的利益。

文化与经济两个方面的冲击，使当时中国北方内陆乡村，从怀疑转变为敌意，终于坚持“我者”的立场，排斥无端入侵的“他者”。他们能够凭借的文化资源，不外从大众文化中吸取，因此撑持“扶清灭洋”的力量，只是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依附在秘密宗教的符咒与法术，冀望自己能有超凡的力量，消灭外来的“他者”。

满清宫廷的权力斗争中，一些守旧亲贵，引义和团为助，更使义和团的团民自以为是。这一运动的失败，对于中国传统的大众文化，乃是“我者”的幻灭，中国上下，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传统，对西方的“他者”，由畏生敬，“崇洋媚外”之外，只剩下族群意识的坚持。民族主义情绪化，一方面可以长久维持抵抗外侮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可以导致色厉内荏的虚骄。两者都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断出现。

义和团与反清复明的秘密社团，本有相当渊源，但其反对洋人，又呈现为扶清灭洋，这一转变，在稍后的革命运动，兴中会以“驱逐鞑虏”为号召；民国建立后，却以“五族共和”团结中国诸族。两次运动的认同，都是前后易辙，从传统华夏与夷狄的族群文化认同，转变为中国与共同体的团结认同，其转变的关键，则在于面对了另一个强大的“他者”，原来的文化认同，在文化差异更大的“他者”前，已由矛盾转化为一致。这一转变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乃是进入了全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