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思想

1、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正统马列主义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使共产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最初几步走得跌跌撞撞。

毛泽东1926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

如果更仔细地区分，还应该补充说:其中更大一个数量是在官营产业之下。大量工人在传统的官营企业里从事雇佣劳动，中国的官僚代替了欧洲的资本家[9]。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早期阶段，发动矿山和铁路工人罢工，争取工人的结社权并提高工资，其矛头所向，主要是官府委任的管理当局，而不是私人资本。中国工人向专制政府争取权利的斗争，先后遭到镇压甚至屠杀，工人运动失败了。

北伐成功后，蒋介石羽翼丰满，开始强化孙中山模仿苏联创建的党国体制，大批屠杀对自身统治和党国秩序构成威胁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仓促组织和发动的武装暴动，最初也像俄国那样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结果又遭到了惨重失败。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民占全国总劳动力的79%[10]，是产业工人数量的一百倍。中国又处于独裁统治与军阀割据并存的乱世，武力的强弱决定着政治权力的大小。要在这片土地上打天下坐江山，无论正统理论如何说，现实的力量格局注定共产党必须继承两千年来反复验证的成功策略:组成一个武装集团，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吃大户，发动农民战争，耗尽对手的力量，最后包围城市夺取政权。

中国的改朝换代主要倚重农民造反，而马列主义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评价甚低。马克思认为，与工业文明遭遇之际，农民企图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小农的政治影响则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这样一个阶级显然不能代表未来。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熟悉中国传统和现实力量的格局，他用马列主义的词汇和逻辑，重新解释了传统的农民造反的意义，阐明了共产主义信奉者在中国夺取政权的道路、他们的敌人和盟友、斗争各阶段的目标和策略。这套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民搞土改。

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眼光，帮助中国共产党看清了地主与农民的冲突。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联合专政，贫下中农反抗地主剥削的阶级斗争必定导致与这种上层建筑的武装冲突，结果必定是中国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勾画的历史和社会图景在凸显某些事实的同时也遗漏和淡化了某些事实。毛泽东凸显强调了中国弱小的无产阶级及其作用，淡化了这个阶级主要雇主的国营或党营的性质。毛泽东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淡化了这个组织由爱国知识分子创建又由农民战士充实的事实。毛泽东强调了历史上农民与地主的冲突，把这种冲突描绘为中国历代的主要矛盾，淡化了农民与官府的矛盾。毛泽东强调了地主阶级和官府的共同利益，淡化了他们之间的差别和冲突，把自身利益鲜明的暴力赋敛集团降格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毛泽东强调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却再三表现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呈现为帝国制度重建儒家秩序的自我调节方式。

上述凸显和淡化是可以理解的。共产党一旦成立，党派就有了自身的生命和利益，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发展自然要受到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指引和影响。毛泽东建构意识形态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团结全党夺取政权，实现社会改造的理想。他预设了一个神圣正义的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挑选事实并展开论证，辉煌的目标吸引了他的视线，也造成了他的盲区。神化了无产阶级，就可以合乎逻辑地神化其先锋队组织。不肯或不能指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并导致社会崩溃的历史和现实，是因为共产党也要依靠行政权力建立社会主义并实现工业化。强调地主与农民的冲突，不仅关系到公平的社会理想和实现工业化的良好条件，更直接关系到共产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关系到军队的兵源、士气和后勤供给。

以暴力方式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这是与政府对抗的武装集团独享的扩张策略。历代造反武装都可以吃大户，可以杀富济贫。地主的财富集中，自卫能力却微不足道，采取这种后勤和人员补给策略的暴力集团可以高速扩张，直到较富有的社会成员被榨干吃尽为止。而且，这个策略是任何合法政府都难以模仿的，造反者则可以杀鸡取蛋——壮大自身同时又破坏合法政府的财政基础。采用这种后勤补给策略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的好处，就是动员分得地主土地的农民加入共产党军队，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战。

帝国或党国与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理想的帝国基础是一盘散沙般的自耕农，而地主阶级的重租和大面积占有土地造成了大量流民，影响了社会安定，降低了农村的整体购买力，这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工业化计划都是不利的。因此，国民党也有土改计划，到台湾后发动的和平土改也取得了成功。

用阶级斗争理论将暴力方式的土改描绘为历史的必然，并将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地主阶级的利益描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策略。这种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共产党动员农民夺取政权的政治利益，而不是反映事物本身的真实关系。 )

综合而言，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政策，很严格地满足了传统的打天下策略的要求，同时又用马列主义的语言和逻辑，为自身的活动指派了崇高的性质和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1840年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是无产阶级政党代替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11]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有选择地将部分马列主义概念与中国的部分历史和部分现实结合起来，建构出最有助于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理论，指出了共产党打天下的道路，指出了工人农民翻身做主人的道路，指出了全社会走向平等富裕纯洁的大同世界的道路。在这幅近乎宗教信仰的图景的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崇高的献身精神和前无古人的坚韧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