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林彪笔记中的官场策略
2009年08月06日 14:53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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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杂志编稿子的时候,看到了共和国历史上正反两个有意思的故事。一个是《安徽日报》前副总编黎洪写的《我也批过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与个人崇拜》。

黎洪的短文读来有一种痛彻肺腑的力量。他说,当年他仔细研读庐山会议文件,对批判彭德怀的决定怎么也想不通。他认为彭德怀说的都是实情,根本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安徽日报》的四个编委也找他发牢骚,很愤慨地质问凭什么说彭德怀里通外国。黎洪说,他和他们的想法完全一致,但是却严肃地警告他们,这话不能到外边说。黎洪说他不敢表达不同意见,还违心地批发了许多批判彭德怀的稿子,违心地表态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

四十年过去,黎洪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回首往事,他在文章里痛切地责备自己,话也说得很重。他说:我在总的方面是奴性十足地服从谬误的,没有一次按照党性原则去坚持真理,反对错误。他说,当时在党员干部中,像他这样的至少要占到90%以上。黎洪设想,如果情况反过来,90%以上的人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中国的历史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我非常敬重黎洪先生的忏悔诚意和忏悔深度。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当年他真错了么?他的设想真有可能出现么?黎洪讲得很清楚:个人甚至整个编委会的反对言论将给个人和报社引来灭顶之灾。实际上他也写道,有一个编委不听他的劝告,忍不住在外边说了些话,对批判彭德怀表示怀疑,结果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我想,那90%的人与他的处境相似,即使他们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有任何公开的表示。他们是没有组织的,他们的不满只不过是个人的不满。没有组织的千百万不满,其力量与一个人的微小不满没有多少差别,难以对实际状况形成有效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之下,违心的表态,违心的拥护甚至参与,难道不应该看作人们合情合理的选择么?彭德怀在庐山的遭遇是一种标志。

这个标志表明:响应公开的号召,按照党性原则说真话,讲出亿万人正在因政策失误陷入饥荒的真相,已经遭到了严厉的禁止。违背禁令的结果,就是被宣判为人民的敌人、党的叛徒、国家的罪人,即使你的地位和功劳像彭德怀那么高,也逃脱不了身败名裂的厄运。与此相反,违背党性原则去奉承最高领导,说他是正确的,将他的胡作非为吹捧为英明伟大,不仅毫无危险,还有升迁的希望。

当然,这个标志的这种含义是得不到公开正式的表达的,这只是一种潜规则。但这种真实的规则是如此清楚,真实的奖惩是如此分明,实际情形又表明这个潜规则在《安徽日报》社的周围已经生效,在这种情况下,黎洪还应该拿自己的脑袋往花岗岩上撞么?当然,为了纸上写的漂亮原则敢于以死相拼,敢于将自己的脑袋磕碎在巨石上,这样的人是了不起的,这是不折不扣的道德上的圣人,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不过人们似乎不应该为了自己不是圣人而责备自己甚至痛骂自己。真正应该责备的倒是那些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圣人的人。

在1999年第10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刊登了冯建辉先生写的《林彪与个人崇拜》。文章很长,分析得也很透彻。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林彪自己写下的几句话。林彪写道:“党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

文章责备林彪,说他是两面派,为了个人得失不讲原则。这种责备当然是正确的。以道德的是非标准评判,林彪的这些话很没有廉耻。但是按照真假的标准判断,林彪是否说出了一种真相呢?我认为他所说的正是一种制度运作的真相,他描述了专制制度下的官场潜规则,以及适应这种潜规则的最佳策略。

潜规则是这样一种不明说的东西: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它是一种纳什均衡,在这种均衡之中,每个参与者都采用了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了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从个人生存发展的角度看,每一方都找不出比这更好的选择了。所以这是一种最稳定的格局,尽管它未必是合乎理想的格局。无论任何人入局,从长远的观点看,他必然要采用这套策略,不如此行事的人将被淘汰出局。

1959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收拾彭德怀的时候,最高领袖决心已定。他要踢开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在个人专制的体制下,他也完全具备这个能力。这时候,无论是黎洪还是比他的地位高得多的中央委员们,合理的应对策略是不当绊脚石,因为绊脚石将被踢入监狱或劳改场。

林彪的对策更进一步,他积极主动地帮助最高领袖清除驾前的绊脚石。他在庐山上当面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林彪的策略深得最高权力的欢心,他本人也因此取代彭德怀,于庐山会议之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

从个人的角度看,林彪的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如果我们跳出道德评判的圈子,把这当作一局棋来评论,显然各方的应对都是有道理的,但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林彪的选择比黎洪的选择更积极主动,因此也更胜一筹。相反,永远坚持真理的要求,以人民利益为唯一宗旨的党性原则,则是一种注定被淘汰的自杀策略。当年宋襄公不肯向正在渡江的敌军发动进攻,渡江完成之后又不肯向没有列好阵势的敌军发动进攻,以为这样的策略不道德,毛泽东对这种以道德操守为核心的策略嗤之以鼻,说那是蠢猪的道德。林彪用“书呆子”这个词代替了“蠢猪”,不愧为毛泽东的爱将。

不喜欢林彪是可以理解的,把林彪看成一个傻蛋则万万不可。正统党史一直希望人们把林彪当成一个反面教员,的确,在这位反面教员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出乎意料的东西。(本文来源:吴思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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