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关于美国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在国会内和社会舆论中引起的反响，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杜鲁门政府的决策受到共和党和国会压力的影响。除了塔夫脱认为杜鲁门未经国会同意而做出的决定有侵犯国会拥有的宣战权之嫌外，杜鲁门的决定在国会受到一片赞扬。曾经最严厉地抨击政府远东政策的共和党参议员惠里说：“总统目前这样的道路是唯一可采取的光荣道路。”“总统最后终于采纳了我们一些人的建议，他划定了忍耐的限度，在太平洋问题上，他放弃了举棋不定的作法，这使全国的人都松了一口气。”[23]杜鲁门的决定也赢得了舆论的支持。《纽约时报》称杜鲁门的决定是“一个重大和无畏的行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文章说，“从来没见过华盛顿这么一大部分人几乎一致满意政府的决定”。甚至连股票行市也上涨了。[24]

决定使用武装力量直接干预朝鲜战争，的确使杜鲁门政府度过了1949年底以来形成的政治难关。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美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很快使杜鲁门政府陷入了更大的政治危机。

最后，美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还与苏联对战争的态度有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美国看来，战事虽然发生在朝鲜半岛，而它的真正对手却在莫斯科。正如前面所讲，美国的决策是针对苏联的，所以，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苏联的一举一动都是在给美国传递信息。而美国的第一项决定几乎都要首先研究苏联的动向和态度。

斯大林本身并不愿意挑起战争，更不愿意与美国直接兵戎相见，这也是苏联对外策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北朝鲜能够迅速取得进攻的胜利，而且又如金日成所说，在美国未及出兵之前就可以实现朝鲜的统一，那又何乐不为呢？毕竟，在斯大林看来，朝鲜半岛离苏联的军事基地旅顺港有150哩，距苏联的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才25哩，而与美国还隔着一个太平洋。所以，斯大林积极支持了北朝鲜的军事行动。不过，苏联决不愿意公开出面干预朝鲜问题，更不允许给美国和世界舆论留下受人指责的口实和证据。因此，苏联处处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而这一点恰恰在客观上鼓励了美国采取军事行动。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国务院便给驻苏大使馆发去一份电报，要艾伦·柯克大使立即约见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正式向他通报北朝鲜发动进攻的消息，并要求苏联施加影响让北朝鲜撤回入侵部队。然而，下午6时48分美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沃尔沃思·巴伯回电说，苏联外交部高级官员一个都找不到，据报，重要人物都不在城里。[25]给人的印象是苏联采取回避态度。6月29日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柯特报告：尚无迹象表明苏联打算支援北朝鲜，远东苏军也没有什么动静。[26]6月30日美国收到苏联的复照，复照说苏联认为朝鲜发生的事件是朝鲜内部事务的一部分，并宣称它反对外国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这种明显的置身事外的态度显然使正在决策的美国政府如释重负。国务卿艾奇逊的看法是，这个照会表明苏联将不会干预战争。[27]于是，苏联的这种态度无疑为美国地面部队的参战敞开了大门。

苏联对待联合国的态度是朝鲜战争研究中的疑团之一，也是美国分析苏联对战争态度的依据。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苏联代表在1950年1月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犯了一个外交上的错误，以致使苏联无法在联合国发挥作用，阻挠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在战后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苏联代表经常使用否决权，甚至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所以，如果苏联仍在安理会中，就很容易利用否决权来阻止美国在朝鲜采取的行动。此外，如果许多东欧国家不随着苏联退出联合国组织，在战争初期美国也绝不可能在联合国如此随意行动。当然，如果说苏联在半年前就预见到朝鲜战争爆发，从而采取表面上的回避态度，那是言过其实了。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对于重返联合国的冷淡态度就颇值得研究者注意了。当然，在重大问题上苏联如此反应迟缓，在当时也特别受到美国决策者的注意。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1950年8月1日苏联代表马立克重返联合国安理会之前，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一共做出三项决议，即6月25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同)通过的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为，北朝鲜立即撤回三八线以北的决议；6月27日通过的责成联合国成员国应向南朝鲜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7月7日通过的派遣联合国军入朝参战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