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杀降的“国情”与“公例”
2010年04月01日 09:38 江南时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李鸿章没有想到,他的“杀降”居然会引起外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甚至有可能破坏难得的“中外和好”局面。慌了手脚的李鸿章于是一方面急忙向对中国政局影响颇深的英国人赫德和马格里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另一方面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他则辩解说:“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希望在这场“中外冲突”中得到朝廷的支持。

1862年4月初到上海参与“协防”而后任江苏巡抚,可说是李鸿章摆脱曾国藩、真正“自立门户”的开始,李鸿章以后的“隆隆事业”实皆由此奠基。正是在上海,他开始与“洋人”打交道,渐渐以当时少有的“知洋务”者而闻名中外。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列强的影响越来越深,因而能与洋人打交道、受到洋人重视者,自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就在他到上海的前一年,清廷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法侵略军,外国侵略者已将京师攻克,咸丰帝出逃热河;而太平天国声势仍然浩大,远无“肃清”、“剿灭”迹象。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清政府在与外国人谈判的过程中认识到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己成为新的皇帝,而主要是为了通商谋利。所以开始感到“夷人不足虑”,而后进一步确定了“中外和好”、借洋人力量消灭太平军的战略。

对“借师助剿”最为积极的,当属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其实,在朝廷对外基本国策还没有发生转折时,与洋人打交道颇多的上海官绅就开始借用洋兵“协防”。1860年时任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就提出用“抚夷助剿”的办法,但未被朝廷采纳,不过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仍雇美国人华尔F.T.Ward组织了“洋枪队”,以中国勇丁杂西勇为各级头目而成。不久,时任苏松粮储道、“综理夷务”的杨坊还把自己的女儿嫁与华尔为妻。1862年初,江苏巡抚薛焕把这支洋枪队定名为“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华尔管带。华尔率“常胜军”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多次作战,由于武器先进,打了一些胜仗,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但1862年9月下旬,他在一次战斗中被太平军打死。华尔死后,清政府任命美国人白齐文H.A.Burgevine为管带。如此重要之事,地方官竟能不经中央政府同意,足见外力对近代中国的侵染之深,更足见地方利益、地方势力在晚清之崛起。

到上海后,尚无与洋人打交道经验的李鸿章立即就必须直接面对洋人。但华尔拒不见他,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但不久与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在给曾的信中将其讥之为“蠢然一物”,常胜军“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不过,“常胜军”的战斗力却着实让他吃惊,决意对其“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要完全由自己控制并不容易,经过一番接触,他感到“常胜军”人马精良却专恣跋扈、狂傲不驯,清朝官员根本不能过问,更无法钤制。而且,中国官员中只有经常与自己作对的吴煦、杨坊与他们关系密切,为其提供粮饷等是清军的数倍。因此,李鸿章感到“常胜军”固然对镇压太平军有用,但有可能对他本人权势及清政府造成威胁,所以一直伺机对其加以制抑,并想借此剥夺吴煦、杨坊的职务和兵权。华尔身亡,白齐文走马上任,终为李鸿章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李鸿章在上朝廷的《整饬常胜军片》中表白说通过这些条款可以“渐收兵柄”,“以后办理稍有头绪”。他承认是看到了“常胜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显示出的强大战斗力,又感到其“日益骄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才“筹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关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轻于发难”,此次正好借白齐文事达到目的。他对洋兵的原则、态度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

通观李鸿章处理此事的前前后后,不能不使人深感他的老谋深算、精于权术:步步为营,有进有退,撤掉了在上海经营已久的地方势力吴、杨,为安插“自己人”创造了条件;尽可能地裁抑了“常胜军”,使其当下能为己所用却又不会贻患今后;更重要的是,他使自己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真可谓一箭三雕!

1863年2月起,李鸿章率淮军伙同“常胜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犯。太平军将士虽英勇抵抗,但终寡不敌众,太仓、昆山先后失陷。而后,淮军又北犯攻占江阴、无锡等地,再向西包围了苏州。守城太平军浴血奋战,所以苏州久攻不下。但对清军来说,形势仍然非常有利。

面对如此“大好形势”,李鸿章自然是抢功心切,生怕他人夺去攻下苏州这份指日可待“头功”,上朝廷的《驾驭西兵片》便活生生地反映出他的这种心态,当然同时也反映出他对“西兵”的态度。

先是与他一同围攻苏州的戈登认为苏州城太大,“常胜军”人数太少,要求再招洋兵,便可迅速攻下苏州。而李鸿章则唯恐“常胜军”因此人员充足可以单独攻下苏州,所以拒绝了戈登的要求。不过在戈登的再三要求下,李只得同意“常胜军”再招一百人,但却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无论是否攻克苏州,这一百名新招洋兵在一个月后必须辞退。而且,如果攻下苏州,“常胜军”须与淮军程学启部一同进驻,不仅如此,五天之后“常胜军”就要撤离苏州,回到昆山。

对此要求,戈登不能完全接受,于是搬出新近接替士迪佛立任英国驻华陆军司令的伯郎(Brown)出面与李鸿章交涉。伯郎新来气盛,甚至提出要亲率英军攻城。闻此消息,李又急又怒却又不敢对洋人明言,只得借故推脱,不与伯郎见面。

生怕“洋兵”抢自己的头功和“洋兵”攻城后拒不撤兵形成“太阿倒持”之局,确是李鸿章此时的两大心病。攻占苏州,使他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苏州是江南重镇,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

1863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新、吴江、江阴等处后,于11月中旬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由于屡攻不下,伤亡不小。

但在谭绍光领导之下守卫苏州城的太平军将领还有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他们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戈登通过奸细了解到这一情况、特别是知道纳王郜永宽还有投降之意后,便主张诱降纳王,兵不血刃攻克苏州。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程学启本是太平军降将。经过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在11月28日派康王汪安钧潜入清军大营,与戈登、程学启开始投降谈判。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第二天,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并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

然而,李鸿章不但没有履约保全投降者的性命,反而设计杀害了这八个降将。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城内数万太平军守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李鸿章背信杀降的这种无耻行径引起了戈登和外国人的强烈不满和愤怒,然而这反使行事老辣的李鸿章下决心以后彻底裁撤“常胜军”。

苏州失守,标志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已陷入绝境;几周后无锡陷落,几个月后重镇常州又被淮军会同“常胜军”攻下。此时,生死搏斗已十好几年的双方胜负已可基本判定;另外,随着苏州“杀降”事件和攻克常州过程中李鸿章与戈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李鸿章终于感到“常胜军”已成可以拆掉的“过河之桥”,而且生性谨慎多疑的他认为此“桥”必须及时拆除,如果不立即裁遣“常胜军”,恐怕后患无穷。

戈登听到李鸿章杀降的消息顿时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而且自己还曾信誓旦旦为降将作保,于是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避不见。由于左找右找都找不到李鸿章,戈登只得忿忿然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太平军。然后,他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BruceSirFrederickWilliamAdolphus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的调遣,借此从中方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

李鸿章没有想到,他的“杀降”居然会引起外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甚至有可能破坏难得的“中外和好”局面。慌了手脚的李鸿章于是一方面急忙向对中国政局影响颇深的英国人赫德和马格里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另一方面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他则辩解说:“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希望在这场“中外冲突”中得到朝廷的支持。

李鸿章的这两手果然奏效。朝廷下旨不仅明确支持他的所作所为,认为“洋人不明事理”,而且指责戈登“意殊颇测”,“惟有据正理驳斥,以折其心”。得到朝廷的支持,李鸿章自可大松口气。另外,经过赫德等人的调解,英方认为维持与清政府的“和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主张将此事交总理衙门处理,制止了戈登的过激行为。而且,此时淮军人马已达五万,且其中三四万人装备了新式武器,而“常胜军”只有三千人,从实力上说也不是淮军对手,戈登只得作罢,仅要求李鸿章发一文告,说明此事与己无关。对此要求李鸿章立即答应,双方都有了“下台阶”,一场大风波总算平息。

但此事更坚定了李鸿章裁撤“常胜军”的想法,他多次感叹“常胜军”已成为“磨难星”,不但“月糜五六万金”,而且“随事要求,随时翻覆,鸿章百忍之而苦无一当也”。

对白齐文、戈登等人的“掌控自如”,使李鸿章对自己与洋人打交道的本事颇为自得,所以当乃师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他几次去信建议说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鸿章前云痞子手段,我于尽情尽礼后,若再以无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这或许是他的经验之谈,不过,这种“痞子手段”纵有效于一时、一人、一事,终无法挽救晚清外交的屡屡重大失误。对一个王朝、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对国际形势、世界格局、时代潮流等宏观战略的正确判断,而不是“痞子手段”这种雕虫小技。(注:凤凰网历史基于传递新闻价值之必要,特补发《江南时报》2005年08月05日标题为《洋务高手李鸿章》一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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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颐 编辑: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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