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入关以后，爱新觉罗氏成了亿万子民的人主，人主的替换同时又搅起了士风的转变。如果说宋明时的儒生还有一种清晰的师道意识，那么，清儒则在另一种世路中趋入了另一种士风。康熙一朝曾宏奖理学，而能够真知理学批评精神的前朝遗民则多怀种族之痛，漠漠然睨视新朝。是以热心在帝王身边侍讲的便只剩下一些以理学邀宠的小智小慧者了。他们帮助皇帝作成过卷帙可观的“御纂诸经”，而理学关怀世运的一面却从此日渐萎赢。当前朝的遗民一个一个离开人世之后，接下来的漫长岁月是一个文祸绵延的时代。

清代因文字获罪起始于明清之际那一段历史的著述和评论。叙史传播的种族之见触痛了尚未愈合的满汉创口，种族之见也就此成为文字狱长久追究的一个题目。由此产生的残酷和霸蛮，常常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雍正六年，湖南人曾静投书策反岳钟琪，经穷治之后，牵出了浙江人吕留良。虽说此时吕留良已经死去45年了，但被雍正称作“逆物”的曾静却是由他留下的著作点化出来的。所以，“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这种以此量彼的比较，说明了雍正心里是把制造思想的人看得比传播思想的人更可怕。吕留良以夷夏别满汉之日，曾说过:“今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他把一腔心事托付给了天下士子。雍正用满纸憎恶痛诋吕留良的人品，着眼的也是天下士子。他想借吕留良的尸骸作教具，向每个读书人昭示思想和文字出界之后带来的家破人亡。在刀锯迫视之下的思考产生出来的只能是恐惧。当恐惧汩没士气之后，读书人的思想便呈现出了一种虚假的同一。由于人人都怕靠近祸难，在趋避危险的过程中，读书人与儒学精神的义理一面也离得越来越远了。

中国士大夫的种族意识是从儒学里演绎出来的。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它与儒学旨义中的其它部分又有着内在的同一性，并会因这种同一性而彼此牵动，由一个命题引出另一个命题。因此，以读书人为对手的文字狱虽从究治种族之见开始，而一旦罗网张开，其范围一定会超出种族之见。

从孔夫子以来，读史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引发议论，从前人的行迹中讨求是非成败之理。因此，论史总是危惧之词多而谀颂之词少。就儒学本义而言，危惧表达的正是一种深沉的关切。陆生楠因认真读史而获心得，因读史有得而人头落地。他以自己个人的悲哀向世人显示了史学的悲哀。在一个没有政治学的时代里，史学曾培植灌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并以兴亡、安危、利病使他们与国家社会相维系。因此，有经世之心的知识分子总是在精神上与史学靠得很近。然而文字狱以实例演示了读史论史招来的杀身之祸。史学染上了斑斑血迹，遂使史学成为一种不可亲近的东西。

雍正以君权的力量改变了那个时候的士气和士风。但就个人学识而言，他对儒学其实懂得并不多，他更喜欢的到是佛典。因此，在待罪的读书人面前，他所撰写的批判文字常常显得词不达意，肤浅浮躁，使人不明不白，最后只能靠杀气解决问题。与之相比，乾隆对儒学无疑要内行得多，从言论里编织出罪状的手段也更见老辣。出现于乾隆46年的尹嘉铨一案由小题目引出种种大议论，尤能见其用心之深鸷。在清代文字狱众多的受害人里，尹嘉铨是被自己的热衷趋着走进罗网的。这种无意间得来的奇祸多少显得有点可笑，遂使他在后人笔下受到的奚落多，同情少。尹嘉铨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私议里不少话题事关君臣名分，尤触痛了乾隆心头最碰不得的东西。然而尹嘉铨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以儒学命题为源头的，所以，乾隆对尹嘉铨的痛挞也随之而深入到儒学的肌理之中，成为一个用帝王私意重新诠释儒学命题的过程。在这种地方，乾隆比雍正更多自信，也更多悍气。他说:“朋党为自古大患。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御制《朋党论》，为世道人心计，明切训谕。乃尹嘉铨竟有‘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之语。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事日非，可为鉴戒。乃尹嘉铨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不知是何肺肠。且其书又有为帝者师之句，竟严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如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昔韩愈尚言:自度若世无孔子，不应在弟子之例，尹嘉铨将以朕为何如主耶！”

乾隆以“明季东林诸人”为比，把朋党看做是由“讲学”派生出来的大患。他所不能容忍的显然是知识分子以讽议向呼应的批评精神。东林人物当天下滔滔之际起而讲学，本意在于“卫道救时”。在他们身上，被称作“朋党”的东西是与儒学的济世之心连在一起的。然而从君权看过去，读书人因济世而讲学，因讲学而聚汇，因聚汇而议论，因议论而批评，正是一种人主无法驾驭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与朝廷立异同，所以，尹嘉铨为“朋党”辩公道的那些道理，在乾隆脚下都成了被践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