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百年中，中国古史研究取得了那些进步、发展，在下一个世纪中，它又面临何种机遇和挑战，这是关心中国古史研究的人需要思考的问题。一般而言，古史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古籍文献与史实的整理和梳理，这主要属于文献学的内容；二是对这些文献和史实的诠释和发挥，以及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这属于历史理论的内容。在前一个方面，中国古史研究经历了从“疑古”到“释古”的发展，后一个方面，则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传播。

中国素有重史的传统，更以拥有汗牛充栋的典籍著称于世，在先秦便有《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艺”，以及百家诸子等大量典籍存在。由于秦代的“焚书”政策，这些典籍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后经过汉代学者的重新编定、整理才得以流传于世，成为后人认识、了解古史的凭借。对于汉代学者编定、整理的先秦古籍以及关于其成书的记载，历史上虽然不乏怀疑者，如欧阳修怀疑《易传》为孔子所作等，但还属于个别现象，而二十世纪却出现了以《古史辨》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古史辨》肇始于1923年在《读书杂志》上进行的长达九个月的古史讨论，随之一个阶段的争论主要是环绕古史问题，后来讨论的范围逐渐扩大，涉及古史的很多方面，特别是古书真伪的问题更是突出。《古史辨》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认为中国古代有关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尧、舜、禹、汤等的传说，时代出现得越晚，内容就越丰富，就如同编故事一样。疑古思潮的出现有多种原因，人类历史上都存在“尊古”、“信古”的传统，认为“古代是黄金时代”，古代遗留下来的经书内容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而古史辨学者不迷信古书成说，敢于怀疑“贤圣所传”，正迎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偶像，反对传统的时代精神，对人们解放思想，冲破罗网，产生积极意义。在“信古”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往往对谶纬、传说不加区别，一律当信史看待，而古史辨学者提出考辨伪史，将历史研究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这无疑是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开始。古史辨学者虽作出种种功绩，但他们考辨古史主要是从书本到书本，加之疑古过勇，虽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造成一批“冤假错案”，故在世纪之交，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重建古史，而这一主张的提出，与上一世纪的考古发现密切相关。

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先生便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在其所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利用殷墟甲骨卜辞，使被疑古派视为子虚乌有的殷代先王世系重新得到证实，堪称“二重证据法”的典范之作。此后，“二重证据法”一直为学者所遵信，成为其后古史重建工作的基本原则。 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考古事业取得进一步发展。七十年代临沂银雀山汉简、定县八角廊汉简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给学术界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震动。九十年代出土的郭店战国楚简和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更把古史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至今方兴未艾。几乎每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都在不同程度上证伪疑古派的观点，同时促使人们对古史作出重新认识和理解。

在疑古思潮出现的时期，很多古书被斥为伪书，失去作为古史凭借的价值。子书中的《文子》、《尉缭子》、《鶡冠子》等，长期以来被斥为伪书，很少有人过问。而随着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定县八角廊发现竹简《文子》，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竹简《尉缭子》，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类似《鶡冠子》的帛书，才为这些子书平反，认识到它们确系先秦旧籍。古史辨学者曾专门对《老子》成书作过讨论，多数主张形成战国，还有主张形成于汉代，随着郭店简《老子》的出土，至少部分为老子所作基本可成定论。考古发现还使我们对古籍的形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以《文子》为例，《汉书·艺文志》说是文子答平王问，而今本《文子》除《道德》篇外，均为文子问，老子答，与《艺文志》不符。而定县出土竹简《文子》却与《艺文志》所述相同，从几个与今本相同的章节看，凡简文中的文子，今本都改成了老子，并从答问的先生变成提问的学生。平王被取消，新添了一个老子。证明《文子》本非伪书，今本《文子》实经后人窜乱。针对这种情况，李学勤先生指出:“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除了少数书籍立于学官，或有官本，一般都要经过改动变化。很多书在写定前，还有一段口传的过程。尤其在民间流传的，变动尤甚。”在疑古思潮下，古书和古代都被视作伪造出来的而加以否定，中国古代也就没有什么历史、学术了。而走出疑古，才能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并非混沌一片，历史上流传的古籍也并非完全不可靠，而是需要我们作出仔细的分析、梳理、解释，在此基础上重建古史，探询历史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