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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 大众化而非教化大众

2012年03月25日 09:58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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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毛泽东也改变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五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肩负“启蒙”和社会批评的责任,毛泽东教育他们,真正应该接受“教育”和“启蒙”的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工农则是知识分子的“老师”,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应是“和工农相结合”,实现“工农化”、“大众化”,而不是“化大众”。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引以为重要的对社会的批评,转变为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评”。

本文摘自《革命年代:对远去的革命年代的思索和纪念》  作者:高华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1937年到1940年,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是思想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是从江西时期到典范性的延安时期的过渡。在这个时期,在延安的思想空间里存在着一种多样性,一个是“五四”的话语,包括“五四”以后的启蒙主义、平民主义的叙述,它还在流传。第二种话语是俄式马克思主义话语,从江西时期延续下来的那个布尔什维克等等。第三个就是毛泽东的强势的新话语已经登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话语有三种,甚至更多一点的话语在那儿重合,有讨论,有争辩,或者说在革命的框架下存在着一种多样性,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主题就是革命、抗战和共产主义。人们在这儿学习和工作,期待着未来,期待着一个新的理想社会。

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甚至有一种非常国际化的视野和世界观。在远离欧洲的延安小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在关心着西班牙保卫共和的战斗,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组织的几十位中国同志甚至参加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战斗倪慧如、邹宁远:《橄榄桂冠的召唤: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台北:人间出版社2001年版,第407页。

。在那个年代,延安的各类学校的学生都传唱着《保卫黄河》和《延安颂》,《黄河大合唱》吸取了西洋颂歌的元素和形式,表达出一种磅礴的崇高感、远景感和对新文明的憧憬感,极大地鼓舞着延安的知识分子。

从根据地的干部学校,从各种报刊宣传品,传播着一种革命的新话语,大家说着同一种语言,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在自己的话语范围内,是同志,是战友,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同一话语中,人们互相激励,互相温暖。

延安知识分子渴望成为以革命为唯一志业的“有机化知识分子”(“组织化的知识分子”),这使得他们成为毛泽东话语的最热烈的听众。“五四”遗产的一部分:爱国主义、平民主义、劳工神圣、社会改造,运用文艺改造社会、改造人性和民族性等等,与毛泽东的新话语有着精神上的密切的联系性,革命、改造、斗争、爱国主义,这些都和延安知识分子相一致。

但是,延安知识分子和毛泽东的新话语也有相抵牾的一面:“五四”遗产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社会批评、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又与革命的“一元化”的要求以及“工农至上”的“新文化”存在着矛盾。一些延安知识分子看不惯农民的“原始狡猾的性格”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88页。

,也有知识分子以理想化的革命道德标准来批评现实中的不完美现象,于是有了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针砭时弊的作品,从而使他们迅速成为党的思想斗争的对象。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了起来。毛泽东的有关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新论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和自我认知,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自我定位是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中心。毛泽东也改变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五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肩负“启蒙”和社会批评的责任,毛泽东教育他们,真正应该接受“教育”和“启蒙”的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工农则是知识分子的“老师”,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应是“和工农相结合”,实现“工农化”、“大众化”,而不是“化大众”。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引以为重要的对社会的批评,转变为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评”。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根据地的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一方面,他们是革命者,是战士,是毛泽东的新话语的宣传者,在革命的队伍中,他们担负着鼓动群众的重要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带有旧阶级和旧意识的烙印,思想需要不断改造的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接受了自己的这种新身份,并从中获得了归属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全国宣传、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者,又开始“教育、改造”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毛泽东 知识分子 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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