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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亚东势力继承自英国 按1954年“中印协定”已收回

2012年10月18日 13:46
来源:西藏研究 作者:次仁班觉

本文摘自:《西藏研究》2007年第3期,作者:次仁班觉,原题:《亚东商埠史话》

1903年底,英军偷越乃堆拉边界山口,进犯仁青岗,接着占领帕里、康马,一路血雨腥风进入江孜,藏族人民展开了以江孜宗山保卫战为范例的、悲壮无比的第二次抗英斗争,付出了牺牲4000多人的残酷代价,但同样终遭失败。1904年底,英军长驱直入拉萨城,以枪炮威逼西藏地方政府签署他们事先单方拟就的《拉萨条约》(又称“英藏条约”),其中第二款再次强行规定:“西藏允定于江孜、噶大克及亚东即行开作通商之埠”,第六款更蛮横规定“因藏违约,英军派兵前往拉萨责问”,以及英货不予抽税,西藏赔付英国军费,等等。这一严重损害我主权的条约遭到了全国上下一致反抗,清政府敕令驻藏大臣拒绝签字。因此这一未经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签字的草约,自然完全非法、无效。其时有识之士深刻指出:英人对西藏的染指,“不仅预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更多的是为占领西藏之后直达四川,顺江而下,图谋我长江以南大好河山。英与俄国在西藏的斗争,也都是为了争夺中国及亚洲的势力范围。”彼时国家衰弱,多灾多难,大局已经颓败,清政府丧失御侮斗志与实力。尽管如此,清廷仍感领土主权的极端重要性,曾就非法的《拉萨条约》向英方提出抗议,并经几番交涉,于1906年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又称“北京条约”),此约仍为不平等条约,但英国毕竟不得不在事实上确认中国在西藏的领土主权。然而另一方面,该约又把非法的《拉萨条约》作为附约。英国据此占据亚东春丕谷,并且混指亚东至帕里周围方圆百里的地方统称为春丕而强行占领。英国侵略者在当地擅开市场,强占民房,测绘地图,武断词讼,勒支夫马,苛派罚款,强取豪夺,殴毙人命,横行霸道。

英帝早在1903年与清朝交涉谈判中,蓄意炮制了中国对西藏所谓“宗主权”的一种谬论(《英国蓝皮书》1920卷),其后的1907年英俄签订《圣彼得堡协定》(又称“英俄条约”),背着中国政府在该条约第二款中提出“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是这一谬论在国际文件中的第一次出现。条约一面规定英俄两国“除通过中国政府外,不与西藏直接交涉”,但又称此一约定并不排斥英国与西藏通商的直接关系,紧接着1908年英帝迫使签订《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诚如当年钦差大臣张荫棠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印政府纯用侵略政策,开埠只表面名词,志与藏人直接,不欲我国干预。”在极端困难的“弱国外交”窘境下,由于爱国忠良钦差大臣张荫棠和西藏地方政府齐心协力与英谈判争取,一改原先清朝的亚东关税务司也延英人(戴莱、巴尔等)担任的局面,得以开办亚东、江孜税关,在江孜设立商务局海关,高恩洪、吴梅生、黄福明等先后担任该商务局委员,马吉荐曾任海关监督。1910年,江孜改为分卡,归亚东关管理。亚东关是当时中国政府自主开办的海关,清廷派驻亚东的商务委员兼海关署理税务司张玉堂是当时全国唯一由中国人担任此职的人。但清政府毕竟处于弱势,英印当局强制清政府“接受使印度贸易满意的茶叶进口条件”,使自古以来川、滇、青诸省砖茶、坨茶在西藏的营销蒙受巨大损失,“岁失茶利数百万”,西藏地方政府“不愿印茶搀夺,然苦无法禁阻”。更为严重的是,这一系列殖民主义者所强加、自相矛盾、不平等的条约,为以后西方反华势力策划对西藏问题的新阴谋留下了祸患。英国侵略者自己也坦言:“以后种种事件,皆其妆接的后果。”

随着亚东、江孜一线国际贸易的增长,尽管进出口贸易收支极不平衡,但由于旧西藏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使极少数历来独霸西藏商业活动的农奴主、僧俗大贵族获利匪浅,因而越益受英帝笼络,越益背弃清中央政府而倾向“亲英”。英国侵略者与西藏统治阶层互相勾结,又各有图谋。1910年,十三世达赖逃离西藏,由拉萨直接前往亚东英国商务代表处躲避,在英人掩护下去往印度。1912年,原清朝驻亚东海关官员及清军官兵百余夫(乃堆拉35夫、比比塘30夫、卓堆白塔50夫)被迫返回内地。

清王朝被推翻,民国政府(北洋政府1912——1927年)取而代之。英帝将此事变视为侵略西藏的大好时机,加紧实施阴谋活动,教唆“亲英”分裂势力驱逐清朝遗留官员举兵内犯叛乱。特别是在1913年英帝强制举行“西姆拉(又作‘森木拉’)会议”,怂恿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在会议中声言要求“西藏独立”,英人又假惺惺地强作“调人”。指使西藏地方代表擅签《西姆拉条约》,重弹“宗主权”老调,提出所谓“内、外藏”。在商埠方面强调维持“英商务代表卫队”,继续蛮横规定英商务代表“必须前往拉萨与西藏政府商议者,该员可于无论何时,随带卫队前往”,要求对“英国之商务,不得较最优待国之商务受次等之看待”。又在会议之外威逼利诱西藏地方代表签字,提出了非法的、至今仍影响恶劣的“麦克马洪线”(“麦线”)。西姆拉会议及其“条约”充分暴露了英帝对华政策中在西藏问题上的野心和阴谋,就连当时的北洋政府也感到“此约事关至重”,“关系领土主权”,即令拒绝签署,正式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指西姆拉会议1914年7月3日的会议———引者)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并且明确指出:“夫西藏为我国之领土,纵一时失和,亦能自行调解。”不唯如此,以后历届中央政府一贯坚决否认,提出严重抗议。因此西姆拉会议实际破产,条约自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只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纪录。但其在历史上对我主权领土造成重大损害,不仅被强加于一时,而且余毒至今未消。会议之后,西藏地方政府于1905年设立“卓姆基巧”(亚东总管),联手帕里宗兼管进出口货物检查等事宜。但备受英印干预钳制。更为严重的是,西姆拉会议进行中,“英政府许以外交支援,并许以在相当范围内接济军火”,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前后,英人变本加厉地“时时许其(西藏———引者)在印度购买军火”,英帝甚至向西藏分裂分子私下保证:“西藏宣言独立后,一切军械由英国接济。”英印提供的武器多经亚东商埠毫无外交障碍地不断流入西藏境内,用于武装藏军内犯,与邻省争夺地盘,战事不断。北洋政府也十分清楚:“今藏番四出为害,显系有人暗为臂助”,亦即“英人一面派人挑拨藏番,一面迫我订约”,其恶毒用心不外乎“欲使中(汉———引者)藏大战,双方情感破裂至不能复合。”西藏地方政府自1917年至1924年一直延聘英、俄、日等教官训练“用英国的弹药和英式步枪装备起来的藏军”。鉴于西姆拉会议的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北洋政府在屡次申明“西藏是中国之完全领土”的同时,1919年提出“中国在外藏(西藏———引者)商埠设佐理员”,1921年提出“亚东、江孜两税关税款应由中国派员监视接收。”但英方蛮横地认为“在像亚东这样的如此靠近英属印度边界的地方”,“不应允许有中国官员存在”,侵略者的猖獗由此可见一斑。由于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自1912年,直至西藏和平解放,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各对外口岸均无海关设置,仅设地方税卡和商务总管,然对英(印)货物课税极少,以至后来对工业品全免课税。英(印)殖民主义势力侵凌中国西藏地区半个多世纪,不仅驻有官员、军队,还非法设立电台、邮政和驿站(在亚东等地尚存不少完好遗迹,但一直未能很好地用于爱国主义教育)。而且英帝一直暗中操纵地方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制造“西藏独立”,盘剥西藏人民,搅乱着外人看来“与世隔绝”的西藏终日不得安宁。

1947年获得独立的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完全继承了英帝衣钵,步西姆拉会议的后尘,要求西藏地方政府遵守过去的条约,由印度接收英帝在藏特权利益,包括将英国商务代表和驻军卫队改为印度商务代表和驻军卫队(甚至只改身份而不易其人,如常驻拉萨的1949年“驱汉事件”、“西藏独立”鼓噪的直接挑唆者英人黎吉生)。印度当权者尤与西藏上层分裂集团达成共同抵制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亦即“反共”)默契。1949年经过美驻华使馆与印度政府商定,美国提供的大批武器装备经由加尔各答—大吉岭—亚东运抵西藏。195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向西藏参加和平解放协议谈判的赴京代表面授机宜:“只能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外交由中国统管,而千万不能承认进军削藏,在西藏驻军。这对印度也是一种威胁。要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多多争得权利。”此后20世纪整个50年代,印方不断通过亚东商埠偷运军火支援藏军。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鉴于历史上西藏地方与印度在宗教与商业上的特殊紧密联系,鉴于当时中印通商的实际需要,经与印方数年交涉、谈判,废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于1954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时互换照会一件。《协定》规定了两国互设商务代理处及其外交待遇,“照会”同意印度撤除驻军卫队。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将亚东、江孜两处英印商务代理处和与租界一个性质的边贸市场,连同驻扎在那里的外国武装、海关权,以及从亚东边境到江孜的邮电权和沿途享有治外法权的12个驿站,等等,一律取消。清除了殖民主义势力的遗迹,消除了英印旧有种种特权,代之以中印两国的平等关系。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亚东 英国 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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