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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皇甫平事件”揭秘

2012年01月16日 16:46
来源:人民网 作者:凌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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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上说得最多的话题大约就是姓“社”姓“资”。在《当代思潮》之后,《高校理论战线》也加入进来,它说,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重要的是非问题,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接着便张弓搭箭,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真理的追求》则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又说“凡是反对问姓‘社’姓‘资’的人,都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这些话够厉害的,真是雷霆万钧。不过,直到这时候,人们并不害怕,因为这两个刊物虽以理论见长,但在京城理论圈和新闻圈中,并无地位。大报记者们说起它们,有如城里的大家闺秀谈论乡下的“柴火妞”。可是接下来的情形就不同了,新闻圈中的一些名门望族也加入进来。《求是》有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和皇甫平针锋相对的:《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没过几天,《光明日报》把它一字不删全文转载。随之而来的消息说,这文章是由宣传部的高级官员策划出来的。当真如此,可就不是“柴火妞”,而是“大老爷”了。《当代思潮》虽然算不上京城媒体的名门,发行数量也很少,但是它这一次却很为自己的“领头”地位得意。它在4月份说了那么一番话,马上就有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跟上来,焉能不再接再厉?它接着教训皇甫平,不应该一听到群众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这样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长此以往,当群众不敢、不顾和不想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在这样的场面之中,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觉得实在应该有所作为。其实他上任20多个月来,一直是有所作为的。比如这家党中央机关报努力张扬一个新的观点:中国人在可以预见的来来有着“双重任务”,这就是“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拐弯抹角,暗度陈仓,把“反和平演变”的话题由共产党内推向全中国了。但是读者经过那么多年的政治风浪,全都不是傻瓜,就连最迟钝的人也看出其中奥妙,不免疑惑: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是就此成了“两个中心”?可是报纸上还有更叫人害怕的话呢:“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把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这不就是“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么?怎么十多年前已经名誉扫地的东西,现在又卷土重来了?

这一连串问题还没有答案,又有了新的问题。管宣传的部长发表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日报社社长锦上添花,把这标题做成通栏大字横贯一版,异常鲜明。部长说了千言万语,其实只想回答一个问题:今日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在普通读者看来,这真是一鸣惊人。“文化大革命”过去这么多年了,中国人已经不再习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观察左右,只顾着脱贫致富了,哪里会想到他们的富裕居然有可能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再往下看,就不禁更加紧张。这位部长郑重地告诉读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正是中国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

那时革命理论还拥有左右人心的力量。党中央机关报在社长领导下每天都有诸如此类的声音,搞得全国人民都瞪着眼睛左顾右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们,全都吓得够戗。那两年全中国的个体户一下子少了300万家,私营企业也有大约一半关了门。老板纷纷卷款而走,工人被扫地出门,一下子全都没了工作。这倒遂了一些人的心愿,按照他们的理想,宁愿没有事干,也不能被资本家剥削,“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好在失业者十之八九原本是农民,本来就不在政府的失业统计范围里,有些人家里还有几亩地,于是又回到土地上,有些人仍然盘桓在城市的大街上。说是“有些人”,其实有几百万,全都无所事事的。应当说,出现此种局面,和那位社长在《人民日报》的“作为”不无关联。

就这样,上海那一边,皇甫平说了几句话,北京这一边,就有那么多人说了整整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回想起来,这是很离奇的。这些人不是如此愤怒,就是如此悲壮,话说得那么凶,可是引起这场风波的那些话却是很温和的,归根结底,无非是想让中国更快地好起来而已,即使拿当时的眼光来看,也不过是套用了邓小平“白猫黑猫”的理论,实在找不出要“演变”到什么“方向”的意思来。倒是事情本身的结局出人意料,既有喜剧效果又有悲剧色彩:皇甫平的领军人物周瑞金成了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而那位社长却黯然离职,像他鄙夷的两位前任一样,回家待着去了。

按照70年来所有政治运动的逻辑,理论批判一定要辅之以组织系统的清理。党的宣传机构义不容辞地负起责任,追究皇甫平的评论为何人主使。这在党的组织为一贯做法,“文化大革命”时是“揪出幕后黑手”,后来叫做“来头”和“背景”,所以并不奇怪。可是,当他们得悉事情牵涉到邓小平时,依然认定《解放日报》犯了错误,就不免让人疑惑。他们的逻辑是:邓小平的谈话应当通过党的组织系统逐级上呈或者下达,而不应由一家下级党委机关报做主。就制度本身来说,这一指责并非没有根据。对于事实真相的控制和信息发布的垄断,乃是统一国家意志所必行的环节,如果听任大家自行其是,擅自主张,难免造成嫌隙。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区别是非,而是组织的完整和严密。但是这样的逻辑并不能说服所有人,比如《人民日报》的一个编辑就在当时反唇相讥:“那么多人发表了那么多的批评邓小平的言论,莫非都是经由党的组织系统逐级传达?”诸如此类的情节由小道上传播开的时候,没有人还会相信北京的矛头仅仅是冲着“皇甫平”的。“这实际是在批邓,”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说出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这次‘批邓’不是出现在毛泽东的晚年,而是出现在改革十二年之后”。

邓小平尽管抱定不再过问政治的宗旨,很想置身事外,现在却也不能不听听这些声音。他后来说,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显然就是在说这类事情。但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有见过?当年毛泽东的“大帽子”也没把他吓唬住,比较起来,眼前这些“大帽子”实在只是“小巫”。在他眼里,中国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和平演变”,而是经济搞不上去;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己的事情办不好。苏联和东欧的确发生了相当严重的问题,人民不满,反对派群起,执政党也摇摇欲坠。那些人认定这是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结里。可是,在邓小平眼里,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想到这些问题,邓就觉得再也不能沉默。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他的不满。“4%、5%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这叫滑坡了。”他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4%、5%,甚至2%、3%,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看到那些人被苏联的动荡搞得万分紧张,他冷静地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基辛格在1989年11月邓刚刚退休的时候曾经预言,中国还需要他发挥作用。这话可真是洞穿了中国政坛。只是基辛格没有想到,当邓试图发挥作用的时候,北京的媒体居然不买账。

不管是一场误会,还是蓄意为之,舆论已是“一边倒”的局面。对于身陷困境的皇甫平,全国几百家电台电视台、几千家报纸期刊、几十万个记者编辑和党的宣传官员,大都置身事外,既不施以援手,也不落井下石,只作壁上观。只有一家很小的期刊和两个无名之辈,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皇甫平”的支持。一个是《半月谈》的副主编于有海,他在一篇文章里重复了皇甫平的话。另外一个是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他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这样写道:“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稳定应当是动态的。火车高速前进,乘客并不感到不稳定。自行车的轮子一停止转动,它就失去了稳定。”这文章发表在《半月谈》杂志上,这等于是含蓄地指出,用“稳定”压制了改革。在当日京城的舆论大潮里,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两朵浪花,所以立即遭到宣传部两位部长的严厉批评。直到多年以后,杨继绳还对当日情形记忆犹新:“他们说只讲改革,不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怎能保持稳定?”至于那个《半月谈》的副主编,居然擅自发表文章响应“皇甫平”的“异端邪说”,所以两位部长的批评“更为严厉”。这些批评在新华社内外层层传达,显然是在依靠“组织系统”特有的威严和效率,向大多数人发出警示。但同样明显的是,党的宣传官员力主舆论一律,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护党的形象,实则这种办法从来不能真正地赢得人心,反而会失去人们的尊重和信任。“我接到了十几个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的电话,”杨继绳这样叙述他遭到批评之后那两天的情形,“有的人还到我的办公室表示慰问。”但这种感情和信念的交流都是在只有天知地知的时候才能发生,一旦有第三者近在咫尺,他所感受到的依然是冷漠。服从与反抗,统一意志与心怀异端,既不能容忍又相互默认,公开场合的明哲保身并不妨碍私下的善恶分明、表里不一、彼此心照,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特有现象,生生不息地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地方上的党的领导们纷纷指令其在上海的办事处打探消息,收集皇甫平的文章,却没有一个敢去寻找皇甫平本人,那时候要求见皇甫平的人都是外国记者。“我绝对没有料到,”周瑞金后来说,“几篇署名评论会招致如此火力猛烈的‘大批判’。”他想要反击,江泽民离开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却要求他“淡化处理”。这样一来,周就只好沉默。至于普通百姓,都在一旁观望,王晓波就是从这时开始,把老百姓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在沉默中,只有一句话被人说得最多:“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听话听音,半是潇洒,半是苍凉,还有几分大彻大悟后的冷静从容。但至少有一个消息让人们听了兴奋,觉得看到了一场大戏的最富有想象力的部分:朱镕基,也就是皇甫平的那个上司,进了中南海。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皇甫平 中南海 朱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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