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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期日趋分化的阶层与政治系统的无意识容纳

2013年01月19日 23:5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吴晓林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吴晓林,原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的变迁》

容纳社会变迁是政治整合的最起码要求,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期,虽然很难说有一个对社会变迁的总体安排,但是许多具体的改革促进了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转型,并且在无意识中容纳了这种变化。

(一)从僵化的意识形态到“多元一体”的思想容纳

改革开放既有打破体制束缚的历史意义,又有追赶世界步伐的现实意义。邓小平振聋发聩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与前期浪漫主义的谋划不同,中国改革自一开始就,就没有一个“一揽子”改革方案,“相应的就不能实施一套全面、综合、配套的正式改革方案。多少人尝试设计出一种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最高决策层也试图使改革更具总体性,但这样的改革方案从未得到强制实行,改革一开始就具有‘试错性是自发演进’的特点。”

改革开放前期,为了统一思想,党先后发起了两次思想解放大讨论活动。1978年发起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活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根本方针政策。促使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现代化建设从教条主义回归到现实。1992年针对关于姓“社”姓“资”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明确了“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冲破了禁锢人们多年的思想禁区,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改革难题。除此之外围绕“雇工问题”、经济特区“租界风波”、“洋浦模式”等等问题在全社会进行的充分争论,都起到了明辨是非、提高认识的积极作用。为经济的发展进步扫清了思想障碍。

与以往发动群众和阶级斗争、疾风骤雨式统一思想的运动不同,新时期在确立指导思想的过程中,采取了心平气和、以理服人的方法,并没有采取扣帽子、一棍子打死的方法,形式更温和灵活,既打破了人们推进和深化改革的精神枷锁,也改造了思想整合的方式;既整合了指导思想又容纳了不同的见解。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原来被高度钳制的状态不断解放出来,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元指导思想”前提下多元文化并存的包容框架。

(二)从“阶级合化”到“双轨诱变”的阶层分化

改革开放之前,在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共同作用下,中国形成了工农两大阶级和知识分子并存的“两阶一层”的社会结构。权力占有及“再分配”成为社会资源的配置关系的基本特征,形成了以国家“权力主导”的“阶级合化”的整合特征。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出现了市场经济因素,“双轨制”的资源配置方式改变了阶层分化的中介力量。国家权力有步骤地从经济领域收缩、行政权力的自我限制推动了社会变革过程。但是,由于改革的渐进性,身份制”、“单位制”和“行政制”等配置方式还不能完全抽身而出,照样充当了阶层分化的重要变量。

这样,决定阶层变化的权力单一主导模式就转换成了“权力+市场”、“身份+契约”的“双轨诱变”模式。同样,由于不规范的运行规则,权力与市场的媾和也加速了阶层分化的步伐。而市场,由于其强烈的趋利性,对阶层分化发挥了巨大的催化作用。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特别是1984年实行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个体和私有制的组合变化,中国资源配置方式在公有制这一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出多种市场配置形式。到1993年底,全国约24300万企业职工中,工人阶级逐渐分化为国企工人(8300万人,约占34%)、集体企业工人(3400万人,约占13%)、乡镇企业工人(11200万人,约占46%)、三资企业工人(300万人,约占1%)和个体经营人员(1100万人,约占4%)等等阶层。与此同时,农村劳动者也被分化为纯农户、兼业户(亦工亦农阶层)、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主、农村知识分子、乡村管理人员等等阶层,在1978年到1988年十年间,农村非农化进程大大加快,农业劳动者的比例由67。3%降为57。8%。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前期,市场因素不断渗透、国家权力逐渐收缩但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这就促使原有的阶级社会结构“由‘三明治’变成了‘千层饼’,分化和组合出了许多新的社会利益群体。”阶层分化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亘古未有,政治系统不但为其提供了变迁的空间、容纳了阶层分化这个事实,还基本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三)从严格的社会控制到比较自由的社会流动

社会成员流动程度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开放性程度。它不仅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社会标志,而且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社会机制,直接影响到社会资源分配秩序和阶级阶层差别。改革开放之前,国家通过阶级标签和行政限制与人事福利制度结合,牢牢地控制了社会流动,甚至一度出现了“反城市化”的反向流动。改革开放后,控制社会流动的闸门伴随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次第打开,实行土地承包后的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不断应用的农业生产技术,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大约有20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并就业,高考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也使得一批农村学生进入城市;国家对农村工商业的解禁和对个体经济的提倡以及后来城市化和小城镇的建设等等都大大推动了社会流动。

除了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以外,还出现了一波体制内人员向体制外流动的大潮,一些不愿吃大锅饭、不甘于平庸生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纷纷作“孔雀东南飞”,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投身商海,据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达12万人,不辞官却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通过国家政策的安排特别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社会流动越来越趋向自由,先赋性因素逐渐从阻碍社会流动的舞台中退出来。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弃了那种身份等级体系,社会流动渠道逐渐开通,后致性规则逐渐成为社会流动机制中的主导规则,由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直接界定人们的社会阶层地位的格局基本被打破,新的社会流动模式开始形成。就人口分布来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到1993年提高到28%。马克思说:“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交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改革开放后,超越生产力的平等观逐渐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所代替,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市场力量的注入大大提高了社会流动率。

(四)从排斥性整合到对社会精英的积极调动

开放之前,在左倾主义思想和阶级斗争路线指引下,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等社会精英遭到严重冲击,被排斥在政治整合的框架以外。改革开放后,调动这部分人群参与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政治发展称为政治整合的重要任务。

党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角度探索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核心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认为“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并进一步将知识分子定位为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求对知识分子要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位用,生活上关心照顾。”自此开始,知识分子不但在拨乱反正中恢复其政治地位,党在新时期对知识分子采取的新政策,大大激发了知识分子参与现代化的热情和积极性。在对知识界精英的整合上,不再采取原有阶级斗争、劳苦教育的方式,重新将知识分子纳入到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

文革结束以后,统一战线工作逐渐恢复其整合不同利益和思想的功能,1979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首次指出,八个民主党派是社会主义的参政党,拥有“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的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的权力和地位。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进宪法,首次从法律上确认了民主党派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通过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制度,逐渐恢复了政治体制对民主党派的容纳,发挥了民主党派联系各方面的知识分子、凝聚爱国人士的整合功能。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阶层 政治系统 改革开放 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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