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首页 手机凤凰网 新闻客户端

凤凰卫视

1978-1989文化启蒙的年代

2013年01月19日 23:20
来源:新华网 作者:张弘

本文节选自:新华网,作者:张弘,原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领域从启蒙到多元》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多年里,走出“文革”不久的文艺界对于过去的伤痛记忆犹新。控诉“文革”给人们在心灵和精神上造成的伤害,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如果说,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那么,“伤痕文学”则是用小说的形式对“文革”进行反思。在中国社科院学者主编的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中,对于“朦胧诗”及其作者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北岛的诗典型地表达了社会转折期一代青年愤怒的呼喊和抗争。他善于在诗中表现现实矛盾和引起剧烈冲突的激情。”

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此前,北京作家刘心武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上发表了《班主任》。稍后,王亚平的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由此,“伤痕文学”的三驾马车悉数登台。而揭露“文革”对于人们心灵的扭曲,“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一批文学作品,也因为卢新华的《伤痕》获得了冠名。

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天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其后,“伤痕文学”出现了一些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等等。这些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同样是在1978年,诗人北岛和芒克、黄锐一起创办了民间刊物《今天》,当他们用黄锐弄来的一台很破的油印机印刷《今天》时,北京下了场大雪。他们在小屋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到12月22号晚终于完工。12月23日,几个人先在市内转了一圈,在中南海、天安门广场,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诗刊》、《人民文学》等处张贴。第二天又去了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地方张贴。由此,“《今天》派”诗人登台亮相。

1980年8月,《诗刊》发表了章明的评论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章明认为,这些诗歌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不好的影响,过于追求个人化的意象与词汇,涵义有时显得晦涩,整体意境显示某种荒诞而诡异的色彩,有时还呈现某种灰暗低沉的情绪。其实,这一概括并不足以涵盖后来所说的朦胧诗的全部,而且文章里面涉及的诗人也没有一个是后来被公认为朦胧诗的代表性人物。有趣的是,“朦胧诗”这一简单化的命名后来却成为约定俗成的名词。

在另外一些支持朦胧诗的评论家那儿,朦胧诗代表一种新的“崛起”。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的《在新的崛起面前》、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先生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当时还是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这三篇非常有影响的诗歌评论,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三位评论家正好老中青齐备,他们的这三篇评论,概括和总结了朦胧诗的一些特点,肯定了朦胧诗的作用和成就。尽管“三个崛起”后来遭到批评,但是,三篇评论确实为朦胧诗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即使现在读来,不少朦胧诗人的诗作仍深具魅力,比如北岛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杨炼的“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或许召唤只有一声———/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静”(《诺日朗》)、舒婷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等等,这些诗歌很快传诵一时,在当时思想解放、人性开放的启蒙思潮和时代背景下领风气之先,获得了巨大声誉。

同样受到肯定和欢迎,“今天派”和“伤痕文学”的立场却泾渭分明。在《今天》在创刊号上,就已发表了评论文章《评〈醒来吧,弟弟〉》,副标题是“醒来吧,刘心武”。北岛等人从一开始就对“伤痕文学”极其反感,要跟它划清界线。至今,北岛仍认为。“‘伤痕文学’根本不是文学,而是另一种宣传代用品——把文学当成控诉。再说,‘文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受害者呢?所谓‘伤痕文学’就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

在艺术领域,上海青年剧作家宗福先创作的歌颂1976年“四五”事件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在围绕着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时候公演,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争先恐后地走进剧院观看。不久,天安门事件就平反了。1979年3月,北京作家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由北京人艺搬上舞台。这部话剧表现了医务工作者同“四人帮”爪牙斗争的故事,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这两部政治话剧的成功,陈白尘的《大风歌》、崔德志的《报春花》、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先后上演,这些话剧解放思想,面对现实,揭露社会矛盾,深受观众喜爱。使得话剧在解放以后,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期。

在美术界,大批青年画家创作的带有“伤痕”特点的绘画相继出现,如程丛林的《1968年x月x日,雪》、高小华的《为什么》等等。

在1980年5月号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在信中,潘晓历数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惑,展示了自己思想的发展过程,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说法。随后,《中国青年》杂志收到六万多封来信,就人生观进行探讨。在讨论过程中,当时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就这次人生观大讨论发表了谈话,《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人生观讨论值得重视》。这使得这场大讨论在全国产生了更大反响。

随着国门打开,港台歌曲、“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一起进入大陆。邓丽君的歌声传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厦门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谢泳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我那时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里读高中,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到管理广播室的校工那里,帮助他做一些体力活,然后,求他在学校的播音室里,用一台老式的磁带录音机,为我放几首邓丽君的歌。”大陆的流行乐坛,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模仿之后,“西北风”劲吹。齐秦于1988年进入大陆并迅速窜红,同在这一年,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版,标志中国摇滚乐的正式亮相,崔健因此被誉为“中国摇滚之父”。

80年代中期以后,琼瑶、金庸、梁羽生、席慕容、三毛等港台作家的作品先后进入大陆,并在大众层面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禁锢,使得人们的求知欲空前释放,中国出现了一浪接一浪的“文化热”。在文学方面,以余华、格非、马原等作家为代表先锋小说开始出现,1987年的莫言,1988年的王朔,都成了文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改革开放 文化 启蒙 年代
打印转发
 
3g.ifeng.com 用手机随时随地看新闻 凤凰新闻客户端 独家独到独立

商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