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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经济改革——80年代的急智

2013年01月19日 22:54
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罗小朋

由此又引出许多学理的分歧,比如,在产权界定不清楚的条件下,规范化的财政分权是否可能?如果可能,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供选择?不同的制度安排各有什么样的利弊,等等等等。

那么,在支持改革这个大前提下,对理解80年代初实行的地方财政包干,我们可能争取的最大共识是什么呢?我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地方财政包干的方式实行财政分权,达到了以分权来推进改革的基本目的,因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引入了市场激励,减少了反对市场化改革的阻力。二、财政分权提供了地方之间在制度安排方面的竞争激励,但是,在政治现实的约束下,这种导向也有很大的扭曲。最大的扭曲之一就是不得不偏向财政供养人口和城市居民。这种利益诱导的支出和制度改革,自然会牺牲农民的利益。三、尽管如此,由于地方之间的巨大差异,也由于地方领导的个人差异,地方财政包干至少在部分地区支持了积极的变革。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地方财政包干支持了一些地区乡镇企业,包括私营企业的成功,温州地区私企的大量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四、当然,地方财政包干不可能阻止大量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对公众的利益和改革的进程都是不利的。五、在许多基本的国家制度没有建立的环境下,仅仅靠调整财政包干来干预和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是不可能的。

时至今日,如何从整体上估价财政分权对激励地方之间制度安排竞争的总体表现呢?地区之间的制度竞争,至少包含两个重要的维度,一个维度是价值维度的竞争,另外一个是工具理性维度的竞争。前者涉及到认同什么样的公平标准,后者则涉及在既定的价值约束下,如何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现在看来,在集权下的地方财政分权,有可能对价值的良性竞争不利,从而使得对效率的激励失去正确的方向。我参与的一项研究表明,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财政分权与目前收入分配的全面恶化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其根源之一就是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这个问题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通过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合约,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合约来解决,是中国下一步改革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从三来一补到大进大出:农民工为谁做嫁衣裳?

80年代参与改革的人,对于中国外向经济再乐观,恐怕也不可能想到当年东莞的三来一补,竟然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发端。任何一个熟悉发展经济学的人,都很难想象,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会把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提升到超过70%,外汇储备超过万亿美元,双顺差长达十几年,并且欲罢不能。

80年代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为什么会把中国经济引导到这样一种模式?

虽然在80年代中,从事农村政策研究的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远远落后于其经济发展的水平,但是,没有人能够为农民打开大规模移民的大门。我当时曾参与鼓吹让农民自建城市,但没有被采纳。如何解决数亿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问题呢?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就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因为民营企业的资本效率高,单位资本创造的就业远高于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不希望朝这个方向发展。国有部门对各种资源,包括信贷资源,土地资源的垄断,使民营企业受到压制。不过,如果中国经济是一个封闭的经济,在农村人口就业不足的压力下,国内私营部门与国有部门之间对资源的竞争,必定会转化为逼迫国有部门让步的压力。

但是,海外资本大量进入中国直接雇佣农村廉价劳动力,改变了中国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的博弈格局。投资于出口加工业的海外资本与国内资本,包括国有和民间资本,主要并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这意味着,海外资本与中国廉价农民工的直接结合,给低效率的国有资本创造了一个能够扩张的空间。

中国农民工的工资为什么这样低?人们往往看重供求因素,而忽视了经济租的分配这个制度因素。在中国的制度安排下,一方面,农民工的家庭农业收入(农业地租)支持了大部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另一方面,雇佣者知道,他们可以不支付农民工在城市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因为农民工不能够留在城市。廉价农民工吸引大量海外资本进入中国,减少了国内资本创造就业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尤其是减轻了国有资本提高效率的压力。反过来,这种情况导致中国农民工就业对海外资本的依赖,并间接地导致了低效率的国有资本对高效率的海外资本的依赖。正是这样一种依赖关系,使得中国经济一旦陷入双顺差,就不敢轻易脱离出来。因为效率的差异和各种体制的约束,国内资本无法在就业方面替代海外资本。

公平的价值理念能从中国改革过程中内生出来吗?

从包产到户,到财政包干,到三来一补和大进大出,所有改革的策略和政策的选择,无不力图坚持“帕雷托改进”原则,处处迁就中国社会各种制度化的特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期望随着经济的进步,支持社会公平的力量也同时生长,但迄今为止,并不如所希望看到的乐观。公平的价值理念,能否从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内生出来?

中国经济在18世纪也曾经在内外因素的刺激下有过相当的繁荣。据美国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估计,乾隆十五年(1750)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是英国的17。3倍。在183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是英国的3倍,法国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才是中国的40%。为什么在经历了这一轮繁荣之后,中国经济就陷入了长期的内外失衡和内忧外患呢?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不会与18世纪的经济存在某种值得警觉的相似弊端呢?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改革 80年代 包产到户 三来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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