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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都看萨特加缪:存在主义造“最后的文化人时代”

2013年01月18日 21:34
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晚报 作者:李遇

本文摘自:山西新闻网,原载:《山西晚报》2008年12月4日,作者:李遇,原题:《人人都说存在主义

思潮

直到20年后的2008年,已经是省城一家企业中层干部的华方,还清晰地记得当年译介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哲学引起的热潮。当时,他是中文系大三的学生。萨特、海德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等的著作,“百分之八十看不懂,看过两遍三遍以后才稍稍能了解到点意思”,他说。虽然看不懂,而且书也不好找,据说只有当初店址还在柳北的尔雅书店有,但班里面的同学或多或少都看过,这样,“才会有和人辩论的资格”。

山西是这样,更开放的地区更是如此。上海学者杨德广主编、1991年出版的《西方思潮于中国大学生》中,著者在上海13家高校统计得出,1985年到1986年,拥有和看过萨特、海德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等著作的大学生比例高达80%。《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4日还刊载过一则消息,说北京街头的书摊上,摆满了各种哲学书籍,书贩吆喝时,嘴里都喊“李泽厚、弗洛伊德、托夫勒……”

这股从知识界刮起,并在高校形成,波及整个社会的风潮,一直是文化史研究的热点。有些论著中,这段时期被称为“最后的文化人时代”。许多人在纪录、梳理、回忆,然而,对它的评价迄今尚无定论。荒乱、蒙昧的极左岁月过后,“反思热”、“读书热”、“翻译热”、“哲学热”互为因果,彼此纠缠。就像华方说的那样,“好的,坏的,乱七八糟,都进来了。”他们那一代都是从小接受正统教育并奉之为圭臬的人,“一下子就被打蒙了”。但无论如何,他们开始思考,独立思考,并得出自己的答案。

这些当时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他们身上还有着自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样大或者是人生有什么意义这样空的命题,是他们经常思考的,这些也许会被今天的一些大学生所不屑。更切肤的体验,是刚刚过去的“文革”。虽然,他们仅仅在童年时代经历过“文革”,但对那场全民浩劫,即使是些片断,也足以使他们心悸。他们会问,为什么人会那么丑恶?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会互相猜忌、陷害、凌辱?为什么有人会打着最崇高的旗帜去做最罪恶的事情?为什么人身上会有如此多的锁链……

虽然西方现代哲学自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并不完全适合中国自己的情况,但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的学说,为以上的问题提供某种可能的答案。比如说,1983年,理论界掀起“人道主义与异化”的大讨论,随之,萨特的重要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风靡全国高校;比如说,“文革”过后,在咀嚼完伤痛后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突然发现,他们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知识阶层普遍有种幻灭感,随之,没人能看得懂的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被摆到每个人的床头……正是如此,早在1980年,学者柳鸣九就写作了第一部系统解释萨特和存在主义学说的《萨特研究》,但显而易见,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直到90年代初期,萨特的作品才开始被大规模翻译和评述。

1986年入校的华方,恰逢赶上了这股风潮。当然,作为中文系的学生,萨特太过艰涩、专业的表述使得他和他的同学理解起来非常困难,他们得以了解存在主义的人是作家加缪,也许还可以具体地说是《西西弗的神话》。华方说,那时候他们都在考虑人的意义,西西弗每日将大石头推上山顶,但夜晚石头滚下来,周而复始,永无停歇。他们认为这正是人生的隐喻。人就是要在没意义的人生中寻找人生的意义。“我们那一代人,不管以后是经商是入仕,还是做别的什么,大家心底都有同样的观念,看重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点东西。我们那一代人,慢慢地找回了自我。这是当时存在主义给我们最重要的启发。”华方说。

上世纪90年代后,一些更标新立异的学说开始在话语圈中传播,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成为另一种热潮(当然,他们的发端同样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解构”、“颠覆”这样的词语像当年“存在主义”一样,在知识界流行,大学生还将一部香港电影《大话西游》奉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品——比较两代大学生,我们发现,后者多了些戏谑和玩世不恭,而少了些庄重的底色。

到了今天,不论是存在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再没有哪一种主义还能让人激动,非要说有的话,也许是娱乐主义吧。“娱乐至死”,许多人喊着这样一个口号,尽管并非所有人都知道,这句口号其实来自一本并不娱乐甚至并不好懂的书,因为我们已经不把读书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情。“最后的文化人时代”,毕竟过去了。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萨特 加缪 存在主义 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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