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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多元经济带来最强推动力 流动使劳动者发挥潜力

2013年01月18日 16:24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罗纳德·哈里·科斯

本文摘自:《变革中国》,作者:罗纳德·哈里·科斯,出版:中信出版社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始至今,从来都没想到放弃社会主义,而转向资本主义。相反,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被看作第二次革命,一次新的长征。中国政府一直矢志完成毛泽东尚未实现的发展经济的遗愿,正如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指出的一样,让中国“在本世纪(20世纪)末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于共产主义自称为资本主义命中注定的掘墓人,人们普遍认为共产党无法与市场经济改革并存。但我们不能犯下将政党本身(共产党)和政党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画等号的错误。每个人都会具有多重身份(例如男性、教授、丈夫、经济学家以及亚当·斯密的崇拜者),同样,政治组织也有多种可变化的身份。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个人或者团体都不仅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但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在其生死存亡的时刻,也可以进行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各种试验。

由于没有把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划分开来,许多人在考虑经济转型这个问题上误入歧途。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是把共产主义,从组织到信仰,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彻底地清除出去;转型经济必须与过去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刀两断,才能放下所有的历史包袱,走向全新的市场经济。因此,对现行体制进行修补的渐进型做法在改革伊始就被这些国家所放弃,转而采用了人们称之为“大爆炸”的改革策略。与此同时,许多为转型国家领导人做智囊团和顾问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充分掌握足可以让他们建设一个全新的市场经济体系,但前提是要抹去一切社会主义的痕迹。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通过理性设计而建成,正是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理性主义中的“致命的自负”。早在几十年前,哈耶克就曾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发言中提到:“我们以为自己拥有足够的知识与力量建设自己想要的社会,而其实那些知识我们并不具备,这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伤害。”

中国能有幸逃脱致命的自负仅仅是一个偶然。在经济改革起步之时,中国并没有选择(实际上也没有可能)摈弃社会主义从头开始。相应的意外结果就是,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以一个全新的蓝图开始,而是延续着对旧体制的修补。

但中国并没有因对社会主义的坚持而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她也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不足。毛泽东逝世后的一场公开辩论,讨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前途、毛泽东到底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以及中国以后将何去何从等问题。1981年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成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接受意大利共产党日报《L‘Unità》采访时向自己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问题:“自从十月革命以来,60年过去了。为什么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发展上超越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也没有阻止他们重新评估甚至欣赏他们在出访中所见的资本主义制度。当时负责工业发展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曾经在1978年11月6日到17日出访英国。王震被英国工人阶级所享受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震惊。在出访之前,王震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大部分来自马克思的作品。王震一度以为自己会在伦敦看到贫民窟以及贫穷与剥削。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工资仅仅是伦敦一个垃圾收集工的1/6。在访问结束之时,王震已经对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坚守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到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王震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等同于他所见的英国的发展程度辅以共产党领导,体现了一种脚踏实地地面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态度,以及对共产党的忠诚。如果没有这种务实的心态做后盾,中国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将会扼杀任何真正的市场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最非凡的特征或许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市场化转型的30年中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发展得更加强大。这既非源于共产党本身的坚不可摧,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是体现出共产党在失败的社会主义试验之后所展现出的组织灵活性与适应性。但中国改革更为卓著的特征是,为了挽救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改革却在不经意间为中国带来了市场经济。在这个中国故事里,特洛伊木马实际上是“实事求是”的微言大义。当转型中的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试验室时,市场竞争的力量开始展现它的魔力。在尝试性的探索中,资源流向了能让其产生最大利润的领域,制度与组织结构的改革促进了集体学习的进程。中国在对毛泽东遗留下的体制修修补补的同时,不断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前行,最终在30年后发现,挽救社会主义的改革,引领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前苏联国家摒弃了社会主义,中国则开始了以拯救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饥饿的村民在自己的村庄里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的表现超越了国营企业,个体户和创业者的兴起比国营企业的改革更能给城市带来活力,最终,市场经济完胜计划经济,市场终于春回神州大地。中国经济改革的故事是坚强的民营企业家的故事,是勇敢的零星社会试验的故事,也是谦逊又刚毅的中国人民为了美好生活奋斗的故事。

要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改革之路,我们必须认识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共存的两种改革。首先,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对政府领导的改革进行了明确的尝试。毛泽东时代重重经济灾难让在内战中赢得政权、一度踌躇满志的共产党内充满了迷茫。当中国领导人亲眼看到亚洲周边国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战后高速的经济发展,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走了一段弯路。但他们也被在国外见到的科技创新和经济繁荣所激励。他们认为,只要向世界开放,向经济发达国家学习,中国就可以迎头赶上。中国的领导人知道眼前的路没有设计好的路线图,他们甚至不清楚这次旅程将带领他们走向何方。但无论如何,他们是无比坚定的改革者,渴望让停滞的中国经济重新起航。

由政府引导的改革始于1976年华国锋重启四个现代化,这个鼓舞人心的计划最初由周恩来于1964年提出,但迅速由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以及两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而束之高阁。在华国锋的领导下,中国迅速结束了自我毁灭性的阶级斗争,着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年之后,充满雄心壮志的“洋跃进”开始了,希望利用外资来建设二三十个重工业相关的项目。但“洋跃进”运动并没有持续下去,1979年就被终止。“洋跃进”的失败一方面由于其内在的缺陷,另一方面则因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邓小平和陈云重新回到政治中心,华国锋逐渐失去了权力。

随着陈云重新执掌中国经济,中共中央委员会在1979年4月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迎来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的第二轮国家引导的经济改革。新的经济政策叫停了“洋跃进”,尽管改革的字眼被纳入其中,但新的政策本质上是经济紧缩,最优先的事项则是“调整”。到底中国经济中什么最需要调整呢?答案很简单,就是“洋跃进”。在陈云眼中,“洋跃进”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尤其是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结构性失调。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科斯 中国经济 多元 劳动者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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