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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党媒提“以法治国”遭批:把“党的领导”放哪里

2013年01月21日 09:46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作者:祝彦

1980年1月,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指出:“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还深刻论述了法制建设关系全局的战略思想,把法制建设提高到与经济建设并重的地位。同时,邓小平还主张把法制与党的建设结合起来,要求通过整顿党的作风来促进法制建设,通过法制建设来端正党风。因此,1986年6月,他指出:“现在从全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对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

这些论述与规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法制观念的大转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法律的尊重,以及对法制建设的高度重视。这对于唤醒和恢复全党全国人民的法制意识起到了很好的清醒剂作用,从而使20世纪末中国法制建设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治国方式的新变化

在全党法制意识得到逐步觉醒和恢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式出现了制定法制、依靠法制的新面貌,要求加快制定法律的呼声不断高涨。早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提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他呼吁:“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强调:“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议程上来。”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立法高潮。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通过了《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7个法律。此后又陆续通过了《经济合同法》、《民事诉讼法规(试行)》、《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中国从此进入了法制建设的快车道。截至1992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制定了300多个重要法律,加上国务院和地方权力机关及行政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已达5000多个。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法制建设呈现出史无前例的新局面。

在加快立法进程的同时。抓紧对全民进行普法教育。从1986年开始,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使整个社会的法制观念得到提高。邓小平非常重视对人民进行普法教育,他要求全体公民都要“学会使用和用好法律武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法制教育和宣传,“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我们的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缺乏法制观念的群众是造成乱世局面的社会土壤,只有全体公民的法制意识提高了,才能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

同时,要求在现实中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1986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到青海省杨小民案①时指出:“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违法必究,不论他们的地位、身份、出身,只要触犯了法律,就要依法查处。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树立法律的权威。

三、法治精神的确立

法治一词及其精神的确立,在中国经历了磨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一些法学家就发表过有关法治与人治的文章,但由于当时“左”倾错误开始抬头,这些讨论被扼杀,当事人也惨遭迫害。“法治”一词长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专有概念,人们畏之如蛇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解放思想的局面下,人们才又开始讨论起这一“敏感”的话题。1978年10月,北京大学法律系陈守一教授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法治与人治的问题,他在发言中认为,“文革”前,主导思想是要人治不要法治;1979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王礼明的文章《人治和法治》,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探讨法治与人治的问题。由此而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次长时间的大讨论。讨论逐渐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要法治,就必须根除人治:另一种观点则主张,要法治,也要人治,二者互补。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对法治达成了初步共识。但是,这一讨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些受极左思想影响的人,仍然坚持法治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以党的文件或者领导人的讲话中只用了“法制”而没有用“法治”为依据,认为提倡以法治国(或依法治国)不对。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党内一些人仍然不能接受“法治”的提法。据原《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王强华回忆,1982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一条500字左右的新闻,报道首都法学家举行学习宣传1982年新宪法的座谈会,报道中因为使用了“以法治国”一词,居然遭到责难,被认为是提法有问题。指责者认为,现在普遍的提法是“依法办事”,提“以法治国”,那把“党的领导”放到哪里去了?

在学术界理论界讨论法治与人治问题之前。中国共产党内,已有同志提倡“法治”了。1979年9月1日,彭真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时说:“现在要依法办事,依法治国,你是领导,不懂法怎么行。”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指出,法律“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1980年。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以法治国”;198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转发关于“一五”普法规划的通知中提出了“依法治国”:1986年9月,邓小平在论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指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1989年9月26日,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后,与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在第一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坚定地表示:“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常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法治 以法治国 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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