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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的中国:限制公权力的滥用是立法的大思想

2013年01月18日 15:01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赵蕾

张春生:人大常委会开会,分组讨论的意见都很详尽,速记完让本人核对,分发有关人员。随着立法民主的扩大,这些审议意见也会逐步扩大透明度。当然,也有阶段性的保密。比如反分裂国家法、澳门驻军法,审议过程中涉及到复杂的政治斗争,少量的我认为还是要保密。

南方周末:30年立法中,虽然出台了二百多部法律,可以说平均每年8部,您觉得立法有没有搞政绩工程?

张春生:立法还是把握住了不搞“大跃进”,不搞“高速发展”,有一度快了,八届时有过这样情况。带动地方也快了,后来得到了纠正。

原来80年代初(立法)是一审制,像婚姻法的时候。后来彭真同志主政,建议两审。到了九届,从法律上正式确立了“三审制”。一个法律案得开三次常委会,一般得半年,这就表明不求速度数量,注重质量。

南方周末:有人说现在法律确实很多,但是感觉很多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可操作性弱。这个如何解决?

张春生:客观上说,我们的法治环境有缺陷,主要是地域发展不平衡。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的不平衡,给中央层面的立法带来很多困难。

有些是可以一竿子插到底的,像刑法、民法,全国都要执行同一个具体规范。有的行政管理规范统一,实行起来有难度,比如饮水,传染病防治法,草案规定,不论天南地北,饮用水不能含致病性微生物,但是行不通啊,因为水源不一样。大城市喝水很讲究,每个月买矿泉水,到乡县喝井水,牧区喝滩水,陕西山西农村喝的是窖水。最后那条不敢写上,写上了也执行不了。

怎么处理最低工资标准,常委会立法的时候意见也很不一致。有人说要具体写上最低工资标准多少钱,有利于保护劳动者。但是细研究行不通,当年我们去了深圳,最低标准比较高,贵州甘肃就很低。如果按深圳来定,西部根本行不通,按西部来定,广东就吃亏。所以劳动法只能写第一,实行最低工资标准;第二,具体标准由地方定。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法治环境,必须由地方法规来配。所以说,法律有些写得不细,要由法规来配套执行。我不是为立法机关辩护,可能有些法律也是该细的不细,这两种情况都有。

张春生:利益群体凸现是从90年代以后,明显表现在劳动合同法。

我们的劳动制度原来对劳动者统包统配。劳动力进入市场后,原来的体制被打破了,现在是两个利益群体:雇主和雇员。1994年的劳动法里只是个原则,平等主体之间对合同年限、工资、劳保这些进行协商。(但)执行起来,因为中国劳动力供大于求,客观上劳动关系向雇主倾斜,现在通过劳动合同法只是把过分向雇主倾斜调整到大致平衡的状态,这就触动了雇主的利益。现在还说不上向劳动者倾斜。

劳动合同法的制定是很民主的。通过传媒向全民公布,收到的意见有几万件。立法机关反复协调,包括劳动部、工商联、企业家协会都参与了,常委会组成人员里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法工委下到各地,去浙江广东多个省市征求意见。参与的程度很广,费时比较多。通过以后,意见仍不够一致。

这是一个明显的利益群体问题。但是,有一条必须明确,法律一旦通过,大家都要一体遵行。

南方周末:从立法层面上,还有哪些和“法治”相悖的东西?

张春生:夸大法的强制力,是一种思想上的偏向,不少部门都有这个问题。我听到一些人说,这个事情搞不动,干脆立个法。他的想法不是规范而是强制,不行我处罚,不行就抓起来,这就违背了法制的精神。法只有符合规律,符合多数人意愿,才能行得通,社会主义的法,尤其如此。

南方周末:您认为“法治”的本意是什么?

张春生:“法治”无非是广大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机关立规矩,规矩立好后,从国家最高领导到普通公民,一体遵行。

南方周末:制约“法治”实现的因素有哪些?

张春生:我们看世界历史,法治社会多产生于商业社会,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转向法治社会的还极少见。中国缺少“法治”的传统。

欧洲从古罗马时就开始有了。中世纪巴伐利亚国王在慕尼黑远郊建了座大宫殿,借别人的钱盖的,后来还不起,就把宫殿还给了人家。中国没有这样的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承认老百姓的主体地位,这是我们传统的欠缺。

南方周末:中国距离真正的“法治”有多远?

张春生:彭真同志在制定民法通则闭幕式上说,我的有生之年绝对看不到中国成为法治社会。他很清醒的,不是有了法就是法治社会了。法律完备其实也是相对的,即使完备了,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觉得,非得把它(指“法治”)作为一种信仰、习惯,至少大多数人发自内心奉行它、维护它,才算真正实现(法治)。照这样看,我觉得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至少还要30年。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张春生 法治 宪法第4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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