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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包产到户:公开承认“私”的原则

2013年01月17日 22:41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张志勇

本文摘自《中国往事30年》,作者:张志勇,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召集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就农业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明确地说:“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5页。他还肯定和赞扬了安徽肥西县和凤阳的大包干。

这些建议和谈话极大地推动了包产到户的发展。这一年的8月,国务院的领导做了调整,华国锋、纪登奎、王任重、陈永贵不再担任总理和副总理,万里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全国农业工作。这使得农村工作的思想得以解放,包产到户得到推动和发展。而此时,杜润生受命农委副主任。

刚刚上任的万里就与农委的领导班子召开关于包产到户的座谈会。会上要形成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后来产生影响的著名“75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通知》。

针对当时对包产到户的激烈争论,为了平衡各方意见,经过与胡耀邦和万里商量,杜润生巧妙地改写了“75号文件”,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话: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这个文件虽然在历史上还有一些局限性,但它打破了多年来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等于从另一个角度充分地肯定了包产到户,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正式肯定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这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对包产到户认识上的重大突破。给广大农民撑了腰,壮了胆。

“可以包产到户”——虽然是指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但实质是承认了包产到户的合理性,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也就是公开承认了“私”的合理性。这同时也是为私营经济“粉墨登场”和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生存环境,并埋下伏笔。

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明确自己的“论调”:“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一“论调”在当时有一定的市场,广大农民喜欢。但同时还有一些没有摆脱“左”的思想的人是坚决反对的,有一些地区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公开在干部大会上放出话:“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党员的就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就开除公职。”《1982:大包干总进军》,《经济观察报》,2007年6月10日。可见,当时搞包产到户是踩着什么样的“雷”。

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的情况。来自安徽的调查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夏收之际,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总数的32%。

1981年的冬天,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之后,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期间有个建议:不要在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要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能硬堵。

由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是根据这一精神,起草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也就是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1982年1月1日,中央发布了该年的“一号文件”。正是这个万里主持推动农村改革时期的重要文件,在75号文件的基础上向前大大跨进了一大步。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而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文件的最大突破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的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上第一次承认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的,这是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

胡耀邦对这件事特别高兴,他说:“最好每年来个一号文件,以显示连续性、重要性和权威性。每年搞一个农村工作的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

此后5年,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这就是人称的五个“一号文件”。这五个“一号文件”指导和推动了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其主要精神分别是: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收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包产到户 私有 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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