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的年轻一代对为同胞伸张权益从来没有很高的热情,我觉得今后中国的民间应当思考,如何让更多的中国人对这些事情产生热情,包括在日本的中国人,能不能像韩国人那样,勇于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田中宏 资料图
编者按:2013年9月8日下午1时,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在关东大地震中被屠杀的中国华工追悼会”,中国代表团一行16人参加了悼念活动,日本友人、旅日华侨和中国驻日使馆代表出席了追悼会。本文系凤凰网历史在追悼会上对话日本龙谷大学教授田中宏文字实录,采访:蔡信,整理:宋晨希
嘉宾简介: 田中宏,日本龙谷大学教授,中国劳工和他们的遗属都熟悉的一个日本人。他多次穿梭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为中国劳工及其遗属伸张权益,曾帮助中国花岗劳工及其遗属申请对日索赔。
中国人应为当年被杀害的劳工伸冤
凤凰历史:田中宏先生,您为什么会选择在关东大地震90周年的时候为中国的受难者举行追悼活动?
田中宏:在关东大地震期间,日本人对朝鲜乃至亚洲人犯下了罪行(编者注:在震后的混乱中,警察散布了“朝鲜人要举行暴乱”的流言,日本政府宣布东京与神奈川戒严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军队、警察和市民自发组织的自警团杀害了许多朝鲜人,据“在日朝鲜同胞慰问会”后来调查的结果,被杀害的朝鲜人约6000名。另外,还有数百名中国人也被杀害。)在民间有为关东大地震期间朝鲜受难者、死难者伸冤的团体,正是因为这些团体的不懈坚持与努力,最终建成了一座纪念碑。而中国人迄今却什么都没做,后来我遇到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林伯耀先生,他跟我提及这些事,我就开始想到,我们必须为中国人建立这样一个团体。
另外还有一位在去年已经去世的仁木富美子女士。她1992年的时候在日本掀起了一场运动,她带领一批人调查受害中国人的人数和姓名,主动邀受害人王希天和他的孙女王旗到日本来。仁木富美子带起的这场运动主要是在日本为中国被害的和被杀的劳动者筹集募捐款,同时争取日本政府的资金,在大多数被害者的祖籍,即中国浙江温岭一代建立学校,给这些人的子孙后代创造好的受教育环境。
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中国的受害者
凤凰历史:您觉得这两天的活动达到了您的预期了吗?是否有更多的日本公众了解了这一段历史了么?
田中宏:我们的初衷是希望能寻找到把更多的中国受害者和他们的后代,然后将他们邀请到日本来,比如说寻找王希天的后代,在当年的事发地温州寻找温州商人的后代。我认为今天的这个活动已经达到了我们之前的预期,而且这些人一直都对历史进行反思,对历史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凤凰历史:您觉得这次活动留下了什么遗憾么?
田中宏:如果说遗憾的话,我觉得东京江东区的区长应该到场的。我和林伯耀先生很早就去与他商量过,希望曾经发生惨案的江东区区长以及中国大使馆人员能够来参加。
我们开始以为,如果中方大使馆人员过来参加了,江东区政府也应该出面吧。但遗憾的是,中国大使馆的考虑过于慎重,只是派了一个书记官。在这个级别的外交规格中,我们也就无法邀请到江东区的区长或副区长。
还有一件事也令我们措手不及。本来我们的会议将在日本的报社刊登,但偏偏赶上了东京申奥成功,报社的版面和人们的注意力全部都转移到这件事上去了,所以,我们这次活动几乎被人们忽略了,没有得到社会更高的重视。我觉得以后我们得想办法克服这样的突发事件,我们得自己创办一个专业出版物,然后自己进行宣传。
在日元上印伊藤博文是对韩国人的侮辱
凤凰历史:您作为一个日本人,是什么因素让您走上了帮中国劳工伸张权益的道路呢?
田中宏:在某种意义上,我也算日本民族主义者,我希望我的国家能变得更美好,所以我愿意帮助中国的受难者,帮助日本人正视历史。我举一件我大学时候的亲身经历,那是在1958年,那年我上大三,虽然学的是中文专业,但我对中国的任何情况都不了解。
那年2月份,新闻报道说在北海道的山里面发现了一个叫刘连仁的中国男人。日本的入国管理局认为他是一位偷渡者,但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是在战争期间被绑架到日本来的中国劳工,之后逃跑进了深山里。对于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一个中文专业的学生竟然完全不知道。1962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在一个专门管理亚洲留学生的公司里任职。那个年代,日本和韩国以及中国大陆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我所接待的留学生主要是来自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1963年11月,日本政府将1000日元纸币上的圣德太子头像换成了伊藤博文。
凤凰历史:伊藤博文是当时的日本首相,曾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对中日韩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田中宏:是的。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新加坡来的华裔留学生,他问我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他的问题有点莫名其妙。他就告诉我,伊藤博文是朝鲜特别厌恶的人,他是在哈尔滨被朝鲜人暗杀的。日本政府把这样一个人放到了钞票上,的确说明日本人对历史实在是太无知了。 现在日本有很多朝鲜和韩国人,他们每天都不得不使用这样的钞票,这将对他们的内心造成多么大的伤害,你没有考虑过么?你们日本号称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可为什么那么多有号召力的日本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却对日元印伊藤博文肖像这个事情只字未提,无动于衷,这让我非常失望。这段经历我经常会在我的讲演中提到,所以我就专门准备了1000日元的钞票放在我的钱包里。
此事过后,越南战争就爆发了,留在日本的北约人地位就变得微妙起来了。一有风吹草动,警察就去询问这些北越人,而且是用法语询问。北越人对此进行反抗,认为日本警察是用法语询问他们是一种侮辱。当年法国人占领越南,他们是被强制使用法语的,越南人本来有自己的语言啊。有个越南人后来给我看了一则法语学习的广告,题目就叫“学习法语”,底下的介绍详细写着:法语在印度支那是非常普及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法语。
最讽刺的是,这个广告竟然刊登在了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上,而且主办方竟然是日本越南友好协会。我看后,越南人跟我讲,田中啊,你们日本的左翼也已经堕落成这样了。正因为我所遇到的这些事促使我的思想发生了改变,在这之后我才决定要为中国人做些事情。
中国年轻一代应当加入为死难者鸣冤的行列
凤凰历史:您觉得接下来,中国的民间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努力呢?
田中宏:我觉得首先应该邀请当时的中方受害者代表来日本参与悼念活动,今年虽然只请了王旗一个受害者,但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参加。我们应该和中国的受害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后代,建立起一种紧密的联系,然后我们共同思考今后应该怎么做。
90年前的关东大地震,造成了日本人对朝鲜人的屠杀。90年后,朝鲜人和韩国人为了追求历史的真相,在日本做着不懈的努力,他们与关心他们的日本人士相互合作,做了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如要求日本政府赔偿、道歉。
但中国人在这方面就令我有些担忧,今天在日本大学里当教授的外国人,中国人是最多的,但今天来参加会议的,只有一位退休的中国教授。中国的年轻一代对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很高的热情,我觉得今后中国的民间应当思考,如何让更多的中国人对这些事情产生热情,包括在日本的中国人,能不能像韩国人那样,勇于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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