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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遇最惨红色女特工:50年代被捕 平反后自杀

2013年04月28日 08:24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齐红

核心提示这个女人,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以一个俗常而天真的画面定格。没有孩子,没有爱人,没有家庭,只有一个没有体温的布娃娃。尽管不能与她说话,缺乏生命的鲜活气息,但它与隐晦、复杂、心机、权衡、凶险、危机无关,它是纯真、可爱、明朗的象征,它微弱的光芒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救治那留在关露内心深处的阴霾与伤痛。

本文摘自《长城》2012年第3期   作者:齐红  原题为:《关露:失去节拍的歌唱》

近几年来,“谍战”成为影视剧导演们青睐的题材,那些迅速抢占各电视台黄金时段的谍战剧真是数不胜数:《潜伏》、《暗战》、《旗袍》、《密使》、《密探》、《密令1949》……电影《色戒》、《风声》的票房之高更是引发了人们对“美女间谍”故事的强烈好奇。这样的影视剧多么好看啊——女人,美貌、艳装,高贵而神秘,看似单纯简单,其实深不可测,你知道她必然是故事的,但不确定这故事会怎样的演绎,每一个眼神的顾盼流转中都有意味深长的含义。最后终有一刻,她露出了真实的面目:一个插入敌人心脏的间谍。这个身份一直秘而不宣,直到最关键的时刻,对敌人进行致命的一击后,美女间谍主动或被动暴露身份,悲壮殒命。

带着《风声》中仍然记忆犹新的惊悚与残酷,我进入关露的散文,那种奇怪的对比一时让我有些恍惚:这个女人的生命果真曾经与“间谍”身份有关么?她是那个曾经走近令人发指的“76号魔窟”的地下党员么?是利用《女声》杂志作为掩护搜集日本情报的特工么?而在她的散文里,她却是那样一个平凡而俗常的小女子,那个十点半钟从戏院走出的女子,那个独自走在秋夜的微风与细雨中的女子,她说刚出戏院时同路的有五个人,转了个弯就只剩下两个,再转一次弯就只剩下形单影只的自己,她说恐怖与畏惧同时袭来,以至于“我要因可怕的威胁而瘫倒了”。①

但关露的确曾以“特工”身份受命策反“76号魔窟”负责人李士群,时间上与郑苹如(《色戒》中王佳芝的原型)实施刺杀丁默邨计划几乎是同时:1939年秋冬之际。只是与郑苹如相比,关露的谍报生涯显然少了许多神秘、激烈与戏剧性——在历史的舞台上,郑苹如从容而华丽地登场,后来又悲壮而华丽地收束,生命在最青春亮丽的时刻戛然而止——这更符合谍战剧导演们的口味。

关露的故事却是另外一种版本,但有着一样苍凉而落寞的底色。没有郑苹如那样显赫的家族背景、美艳的外貌、自如多变的应对能力,关露又是怎样坚持着她的谍报生涯的呢?与郑苹如相比,关露更是一介平凡女子,当命运将她放置在一种“非凡”的境遇之中,她的生命也就失去了原本的节奏和旋律,她的一生也就成为“没有节拍的歌唱”。②

走出家庭:一个平凡女孩的青春轨迹

为了体现关露命运中的传奇意味,一些报刊杂志和传记文字喜欢赋予她这样的概括:“三十年代上海滩三大才女之一”、“与张爱玲、丁玲齐名的女作家”、写出不朽诗篇的“民国才女”等等,这些关乎写作能力的定义与她“红色间谍”、“中共特工”的身份结合在一起,似乎更能显示她非同凡俗的生命情态。但事实上,无论就写作的数量还是质量而言,关露都无法与张爱玲、丁玲相提并论。

关露留下来的文字并不多,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出版作品有如下几种:《太平洋上的歌声》(诗集,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新旧时代》(自传体小说,光明书店1940年出版)、《苹果园》(中篇小说,工人出版社1951年出版),除此之外还有散见于报刊的散文、评论、诗歌,以及八年监狱生活留下的《秦城诗草》11篇(未集中出版)。

在数量有限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朴素、认真、愿意体味并表达生活的女作家的形象。关露的文笔清丽、婉约,行文清浅流畅,既无张爱玲的“清峻决绝”,也无丁玲的挺拔锋利——三十年代的上海,这样棱角不是特别分明的写作又何以能与张爱玲、丁玲齐名呢?除了那首因电影《十字街头》而传唱下来的主题歌《春天里》(关露作词)外,我们甚至几乎淡忘了她的文字: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郎里格郎格郎里格郎,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来为了穿,/朝夕都要忙。/郎里格郎郎里格郎,/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作那怪模样……

歌词里流淌着底层小人物每日生活的尘俗气息,而关露本该就是这样一个在凡俗之中穿梭、操持的女人:出身平凡又难免有小小波折,相貌普通但不乏秀丽,性格文静、做事认真……这样一个女人,她最贴合的生活状态应该是有一个家,有丈夫、孩子,依靠写作和教书谋求着一份平凡而平稳的生活。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关露 特工 中共 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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