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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文革结束初期中共多数高官反对“包产到户”

2013年01月19日 10:03
来源:人民网 作者:林蕴晖

核心提示:杜润老认为:“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要忠于毛泽东思想。”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本文摘自:人民网,原载于:《北京日报》2007年5月28日,作者:林蕴晖,原题:《不避不讳历史真相》

杜润生是中共党内资深的“三农”问题专家。人民出版社新版的《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中共高层的决策内情,书中如实叙述了1978年以后农村体制变革逐步突破认识障碍的过程。摘登如下。

1979年初,杜润老奉命重新回到农口,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王任重为主任)。

当年对集体化农业的体制应否进行变革,由于受到原有认识的局限,中共高层意见一时难以统一。最为突出的,就是能否实行“包产到户”。

(1)华国锋等对包产到户,最初都持反对态度。

华国锋和李先念都是很重视农业的。“惟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一次在向李先念汇报内蒙古自治区搞“口粮田”的问题,杜润老问李:“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李先念考虑片刻后说:“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产到户。”

1979年初,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口负责人座谈会。会上发言赞成包产到户的占多数。会议期间,《人民日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头版发表王任重就包产到户问题写给人民日报社的一则批示:“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

3月15日。华国锋到会讲话。讲话中,“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到不要‘一刀切’。”

王任重两次到会讲话,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王说:“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基本上是好的。”杜润老说:“他们两位都是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在此后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有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华国锋再次用湖南“三夏”抢收抢种的事例来说,非集体化不可。

杜润老认为:“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要忠于毛泽东思想。”

后来,思想也有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任重调离农委,离任前与杜润老恳谈,王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途还是应坚持集体化。杜润老在与李先念交谈后,李也表示:“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此后,三人不再坚持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

(2)在1979年那个时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态度也比较谨慎。

杜润老说,一次他带着为中央起草的农村工作安排意见去见胡耀邦,借机谈到“责任制”问题,提出是否可以“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杜润老评论说:“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

(3)碍于多数的反对意见,邓小平也是到1980年4月才正式表态。

关于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的表态,人们见到的是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政策的一次谈话。事实上在此之前,已含有支持的意思了。杜润老说,在1979年那次中央会议上,由于华国锋、李先念先后表态不同意搞包产到户。邓小平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但是邓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杜润老认为:“这为他尔后支持包产到户留下伏笔。”

1980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做准备,将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向邓小平汇报,胡耀邦、万里等在座。姚依林根据事先了解的情况提出,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群众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听后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这是邓小平就包产到户问题第一次正式表态。

(4)“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尽管有了邓小平的明确表态,但在党内意见远未统一。在1980年9月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出现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杜润老说:“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退出。”就在杨易辰讲话时,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次会议形成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正是依据这个精神照顾两方面意见的妥协产物。“阳关道”与“独木桥”也成了这场争论留下的一句名言载入史册。

涉及党内高层不同意见的争论,能像杜润老这样直呼其名,如实记述,把事实真相留给后人,确实不易。这是一种精神---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真正共产党人的精神。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文革结束 杜润生 华国锋 包产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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