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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殉国后:丈夫文革被迫害死 儿子上吊身亡

2012年12月20日 08:00
来源:红岩春秋 作者:魏明生 杨永康

核心提示:陈达邦于1966年被迫害致死。临死之前,他对自己的孩子交了底: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宁儿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自缢身亡。

本文摘自《红岩春秋》2010年03期  作者:魏明生  杨永康 原题为: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传奇 

赵一曼的英雄事迹,早在1950年代初,随着电影《赵一曼》的放映,就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特别是赵一曼英勇就义前给她的儿子宁儿留下的遗嘱,更让人耳熟能详,记忆犹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丈夫——陈达邦。

宁儿名叫陈掖贤,一直由伯父陈岳云抚养,在陪都重庆度过了他的童年,12岁时,才和亲身父亲陈达邦相认。陈掖贤的女儿陈红1980年代初移居成都,这是赵一曼和陈达邦尚在国内的唯一后人。陈红在接受我们访问时说:爷爷和奶奶在莫斯科结婚后不久,奶奶因工作需要一个人回国,爷爷继续留在莫斯科,后来到法国和吴老(即吴玉章——编者注)一起办报,抗战期间回到重庆,解放后在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人民币上有他写的字。

我们根据陈红提供的线索,经过多方调查了解,陈达邦的传奇人生终于跃然纸上。

莫斯科的“陈院士”

陈达邦于1900年出身于湖南长沙县的一家书香门第,在陈氏大家族中,排行老八。陈家与任弼时一家是姑婊亲,陈达邦小时候曾和任弼时一起在长沙求学。陈达邦有一个妹妹,名叫陈琮英,是长沙一家纺织厂的女工,由双方父母包办,与任弼时定下儿女婚姻。任弼时参加革命后,于1921年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为了照顾任弼时的工作,经党组织安排,调陈琮英到上海与任弼时结为夫妻,从此共同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任弼时和陈琮英都觉得这是一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好机会,便联名写信到长沙老家,动员陈达邦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陈达邦接信后,按照妹弟任弼时指引的途径,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26考进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经党组织决定,将其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当时选派党员去苏联学习,既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也是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和陈达邦一同出发的共有几十人,学员们每10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在陈达邦的小组里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宁。她是四川宜宾人,1927年初,经四川党组织推选,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疏散到上海,经上海党组织选派,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李淑宁本是大家闺秀,投身革命后,在武汉军校学得了一身武艺,身体也算强健。但是,前往莫斯科,初次乘坐海轮,怎经得起那种颠簸?李淑宁因为晕船而呕吐得一塌糊涂,幸亏有组长陈达邦的精心照料,因而对其产生了感激之情。进入中山大学之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李一超在国内没有学过外语,初进中山大学学俄语,方法不对,进步较慢,也是在陈达邦的启发下,改变了学习方法,提高很快。陈达邦天资聪慧,俄语、法语、英语成绩都很好,并且能够应用,苏联老师讲俄语,很多同学听不懂,他就主动当翻译,同学们佩服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院士”。据曾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柳溥庆老人回忆,陈达邦还是中山大学名噪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该名词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产生)之一。

陈达邦为人稳健,政治上比较成熟。李一超因为有他的帮助,两人都没有卷入中山大学的派性漩涡。二人长期相处,情投意合,经校方批准,于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结为伉俪。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北、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主动请缨,被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李一超到达东北之后,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改名为赵一曼。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陈达邦 赵一曼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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