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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为什么三年困难时期出国人员不准买食品

2012年04月02日 09:06
来源:书屋 作者:资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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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儿是1960年5月出生的。那正是全民挨饿进入高潮。当时“孩子他爸”正在农村下放劳动(长期在国外工作的人回来都需要下去锻炼,我如不是有此特殊情况,也会下去的)。我们都认为这是宝贵的锻炼机会,决不想要他为我生产而请假回京。我全靠父母家做后盾,在家坐月子。他们几个月前就把全家的票据和蛋、糖等副食品配额集中存起来做好准备。但是肉票是过月作废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肉。家里的老保姆为此费尽心机,在算准的预产期前夕,以全家的肉票早起排队买了一支蹄炖汤。偏偏我实际生产的日子比预产期晚了十多天,那时又没有冰箱,急得老保姆直掉眼泪,只有每天煮一开,保证它不变质,到我产后吃到时已经只剩汤了。反正“肉烂在锅里”,并未损失,营养保留多少就不得而知了。至于产妇最需要的鸡蛋,靠全家的配额也是不够的。母亲托一位亲戚从农村弄来一篮鸡蛋。那时报上正在大力批判农村自由市场,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云云。我就认定那鸡蛋一定是从自由市场来的,拿出“耻食周粟”的精神,坚决拒吃,真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左”愚不可及,而且是诚心诚意,即使外人无从知晓,也要“慎独”。事实上,我还是享受了某种特殊条件的,因为父亲的级别属于“糖豆干部”,有一些特殊供应,尽管有限。父母的年龄超过六十岁,可以订到牛奶。我产假没有满就被单位一个电话召回,随代表团出国,孩子完全丢给家里靠牛奶喂养。她之能够健康成长,我也没有因产后营养不良而落下后遗症,都是仰赖父母加上老保姆省吃俭用的支持和精心护理。

关于孩子的名字也与当时的背景有关。人们以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总会起一个有点书香气的名字。至今还有人问,女儿“陈丰”的名字有何出处。实际上就和饥荒有关。当时陈乐民在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劳动、同挨饿(口粮每天只有不到半斤的没有去皮的“毛粮”),热情的老乡听说他添了孩子,纷纷给起名出主意,提到最多的是“满仓”或“满屯”,这代表了最朴素的向往。他就真的写信来建议以“满仓”为参考取名。父母和我商量的结果就用了一个“丰”字,取盼丰收之意,所以后来我们常常和女儿开玩笑,说她差点叫“陈满仓”。

由于我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供应再差,对外总还要撑面子,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特别是招待会,还是颇为丰盛的。于是就发生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为外宾举行招待会,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往往发出请柬到不了几成,因为他们都很忙。而在“困难”期间,只要有酒会、宴会,那些忙人、要人有请必到,十分踊跃。在那种冷餐会上,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大家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有一次周总理在场,我亲自见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我们接待外宾往往需要请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或专家来同外宾座谈,讲解有关国情和政策。有一位某经济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水平高,情况熟悉,一些数字如数家珍,口才又好,还懂外文,每次谈话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满意,所以在我们单位组织座谈的名单中他总是首选。可以想见,他是大忙人,平时特别难请。但就在那段时期,却一点架子没有了。因为他烟瘾很大,那时没有禁烟之说,接待外宾除茶水外必摆香烟,而且一定是好烟,规格高一点的有时还有点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冲着那中华烟而来的。不但在谈话中不断地抽,等送走外宾后,桌上剩下的都放进口袋。不仅他一人如此,外宾离去后香烟入某些私人的口袋已是公开的惯例,总务部门都视中方来什么人而有所准备。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大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争论已经公开化,此类国际会议早已成为中苏代表吵架的场所,其他国家代表一部分追随苏联,一部分追随中国,多数中立,看热闹。无论是工(会)、青、妇、和平会议,内容都大同小异,争吵的议题在同一个时间也基本相同,其激烈的程度视当时中苏两党谈判的情况而定。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后来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陈乐民下放一年后回来更加严重,他本来很瘦,回来变成了大肚子。据说他在下面有一次看水堤时因腿软站不住滚到了水沟里,幸亏被人看见及时救起,没有淹死。可能1961—1962年间是最困难的时候。此时出现了两点极不寻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寄赠物品;二是不再强调全力以赴地工作,而号召“劳逸结合”,减轻工作负担,必要时缩短工时以保存体力。前者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海外亲友;后者也没有惠及我,因为那段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复杂多变之时,多反映在国际会议中,所以我所负担的工作不但不能减,反而更重,照样开夜车。不过按规定,晚上工作过十一点就有夜宵,大师傅端上热汤面或烙饼,是一大享受。甚至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个时候。那段时期出国开会照常进行,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体验:每到国外,两三天后浮肿自然消减,有一种忽然神清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吃了三天饱饭,而且有足够的高蛋白补充。

我在那段时间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中央领导接见外宾时被召去做翻译,大多在中南海,而且大多在半夜。安排此事的是国务院外办,每有任务,由他们通知我所在的单位办公室,办公室随即转告我待命,那我就不能睡觉了。当时廖公(承志)是外办负责人,又主管我们单位的工作,我们参加国际和平会议的代表团经常是他主要负责,所以对我本人也熟悉。我得了浮肿以后,我们单位领导就以此为例,并以我工作特殊为由,乘机向廖公呼吁,申请补助。刚好此时又发生陈乐民在工作中晕倒抢救之事。于是在廖公授意下,我们单位以我们夫妇健康恶化为例,打报告为本单位职工申请营养补助,由廖公特批若干数量的牛奶。从那以后一个时期,每天上午十时,工间操时间,大家到一个地方去喝牛奶,鱼贯而入。有人掌勺,从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牛奶中每人发一碗。虽然供应人数不少,也不可能全体职工人人有份,名单如何定的,不得而知。可以想见必然有人感到不平。当时喝到的同事开玩笑说沾了我们两人的光。但是到“文革”开始,此事反过来成为本单位领导和我们本人的一条罪状,特别是廖公靠边站后,此事更成为批判内容。尽管有此照顾,我的健康还是严重透支,到1964年虽然形势已经好转,我却积劳成疾,全面垮台,大病一场,足足休养了两年才恢复正常。此是后话。

平心而论,相对说来我的处境还是比较优越的,可以说间接地享受了某种特权。在极端困难时期,城市居民处境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无论按级别分配的特权了。大批饿死人都在农村。所以与“反右”以知识分子为重点不同,“反右倾”时机关中批判的对象多为家在农村的干部,因了解家乡情况在机关中发牢骚而获罪。我就曾亲历一次上级机关召开的批斗“右倾机会主义”重点对象的大会,那是一位中层干部(其级别足以看到内部文件),其罪状就是回乡一趟后,在办公室“散布”家乡饥荒的情况,表示对“大跃进”不满,而且还泄露他看到的内部通报中的某些实情。多年后,我家先后请过两名安徽保姆。她们都讲述过家里饿死人的情况。令人心寒的是,她们讲述时非常平静,没有眼泪,没有叹息,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她们说,过去可以逃荒要饭,那时连要饭都没处去,因为千村万户都一样,没有一户是有存粮的。由于虚报浮夸,上面催交的粮食数量极大,谁家藏一点粮食,村干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一个保姆家中最后一罐偷埋地下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挖走的。

比起当年农村的万户萧瑟,我的“记饿”真好像有点无病呻吟了。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资中筠 三年困难 时期 出国 食品 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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