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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00后”杨敬年:遭遇唐山大地震仍不忘翻译

2012年03月04日 16:02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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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一天,91岁的杨敬年在电话里告诉邹玲,自己刚买了电脑,很快就能给她发电子邮件了。她惊讶得拿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来。此后,她每周一早晨8点会准时收到导师的邮件,从不间断。

杨敬年的计算机老师是那些年轻的学生。他的故交陆续辞世,但社交并未中止。他喜欢与年轻人交朋友,从他们那里“知道一点”新近的风气。有的学生遇上事业瓶颈,找他解惑。甚至恋爱中的女生也带男友请他把关,男方非常紧张——要是杨先生不同意呢?

2001年入学的姚炜因帮杨敬年制作光碟而结下友谊。有一年元旦,在新疆支教的姚炜,接到了新年的第一个问候电话。他不能相信,听筒里传来杨先生的声音:“小姚,最近还在读什么书?”

老人连搬家的事情都告诉姚炜。他自称新房有好多书柜,自己的书都能放下了。不久又批评新居为“高干病房”——“很不习惯,设施比较新,用这个那个东西,我都得重新学。”

杨敬年觉得,自己与晚辈之间不存在代沟。他解释说,我的日历年龄是百岁,人家看我的生理年龄是70岁,我看我的精神年龄也就30岁吧。

在姚炜看来,杨先生的灵魂一定“没有皱纹”。

就像年轻人那样,他会迷上一部青春剧,匆匆忙忙扒几口饭,守在电视机前。“我现在还能上瘾,所以我说我还年轻。”

眼疾被杨敬年视为“最后的考验”。几年前,眼睛患上黄斑性病变,他基本停止了写作,阅读也大为减少。白天他听音乐,看电视剧。影像看不清,就听情节。

他打算修订《人性谈》,但已无法独立写作。不过他不担心。他指着腹部说,稿子都在里面,可以口述。

“过去没时间,现在有时间了。”他有很多人生计划还在前面。假如眼睛允许,他打算翻译几部政治学著作,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及现代民主政治方面的作品,因为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今后的政治可以起一些作用”。

“你得先读读书,有了思想,然后政治的改革才能推进。”他说。改革开放初期,他接待从台湾回来探望的老同学张源,对方感慨大陆跟台湾相比是“天上地下”,他回答:“我们正在把地下变成天上。”

90多岁的时候,杨敬年曾按照陈立夫《我怎么会活到一百岁》一书养生,打算活到百岁,并对学生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自己才走了一半的路。

而在百岁生日那天,他对师生宣布:“我还要再活二十年吧!”他谦逊地说,自己要“跟在大家的后面”,不断学习,“争取看到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他也设想过,假如有一天死亡来临,“我觉得我随时可以高高兴兴地走!”

学生孟宪刚写了本解读他的书,赞他为“天地智者”。他嘱咐孟宪刚,我有个自画像,你不要把我写得太好。这个自画像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我觉得我这一生没什么大的成就。不过我尽了力,尽了心。我要做的事、想做的事、能做的事我都做了,所以我就死而无憾了。”他总结说。

除了减少了公开露面的次数,在人生的下半场,杨敬年仍是凌晨3点起床,读书到5点,然后花40分钟做一种体操,每个早晨最少要做10次下蹲。读书时先放大复印,再用放大镜。

他对校园里的八卦有所耳闻,听到马英九胜选的消息也不比别人慢。他表示自己应该“紧跟形势”,了解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虽然已经几乎不出门,他每天坚持听完《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再入睡。

“我要知道第二天的天气。”他认真地说。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杨敬年 文革 经济学 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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