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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跃进”结果:1960年粮食产量低于1949年

2011年07月24日 11:22
来源:中国改革 作者:王小豫 王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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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省委书记、一小批反右积极分子,整倒了省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和一大批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层、基层干部。这一非常事件并不偶然。与山东同样的党内反右斗争,1958年前后也发生在全国很多省份,只是现在少为人所知。

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干部2.3万人打成右派。

在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常委杨效椿、委员李锐、陈仁刚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1959年又有副省长张恺帆、陆学斌被打成反党联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甘肃,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省委委员梁大钧等被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在浙江,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彭瑞林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在辽宁,省委第二书记王铮、省长杜者蘅、副省长李涛等人因“反党宗派活动”的罪名被撤职。

在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副省长冯白驹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在广西,副省长陈再励、省委常委王梦周等多人被打成右派集团。

在云南,省委常委郑敦、王镜如等被打成反党集团。

在青海,省长孙作宾等人被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西藏,自治区工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范明被打成右派,大批干部被牵连。

……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后,全国又有一大批干部被打倒。

有资料统计,仅1958年“反右补课”运动中,党内十三级以上高级干部划为“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有252个案件,包括省部级干部一百多人,其中39个案件是“右派反党集团”一类的集团案。

从查到的资料看,这一大批重要党政干部被整倒,基本都是因为主张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虚报、反对损害群众利益,或者主张民主理政、反对“一言堂”。可悲的是,他们在“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摧残下,不断消亡。

可以看到,那几年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基本上也是跃进牛皮吹得最大、反右整人最狠的省份。

据官方人口统计,山东省在1959-1960两年中,人口净减少234万(据内部数据,山东省共有300万人饿死)。人口减幅特别大的省份还有河南、安徽、湖南、贵州、甘肃、青海,它们在1960-1961两年中净减少人口1053万;四川省在1959-1961这三年净减人口少595万。八省合计,净减少人口1882万。

但这并不代表饥荒的全部后果,因为正常情况下,人口每年有2%以上的增长。这一增一减之间的巨大差距说明什么,不言自明。

父亲的申诉书是在1962年写给中央组织部的。他在申诉书的最后说道:“这次斗争,对我做了另一面的考验。我还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了自己本来没有犯过的错误,虽然当时不承认不行,但那也是不应该的。”

父亲当时主管一省经济工作,对5400万人的生活乃至生存负有直接责任,讨论工作时发表不同意见,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全国上下只允许用一种声音说话,因此浮夸之风盛行,虚报和整人皆可邀功,百姓的利益乃至生死都可以置之不顾。不随声附和者,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可置你于死地。

而这个过程,可能就是你的上级、同事、下级甚至亲朋好友共同参与的。沉渣泛起,刚直者必然倒下。今天回首历史,可曾想到,我们的社会道德底线是否早已在一次次政治斗争和高压下的屈服、逢迎、背叛、出卖中丢失?

如果说社会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消失,那么,此后党内反右的结果,则是一批有民主意识和求实精神的中共高级干部的集体消失。这场以恶劣手段进行的反右,使党外监督销声匿迹,党内民主荡然无存;彻底破坏了最基本的民主原则,违背了建党立国的初衷。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是执政党踏上否定自身道路的转折点。

在国家经济力量日益强盛的今天,回忆那段遥远的往事,期盼的是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执政党能记取过去的教训,洗清身上的污泥,让这一切不该发生的事情成为永远的过去。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父亲 反右 反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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