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过什么触怒了毛泽东
2011年01月11日 10:22 文史博览 】 【打印共有评论0

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刘少奇说这番话的坦率与真诚,热烈与激昂!这些话在当时听起来是十分尖锐,很带刺激性的,因为很少有人敢于这样讲话。

这里有人要问,早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毛泽东就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为“人祸”,刘少奇这样讲毛泽东怎么会不高兴呢?问题是,毛泽东自1961年4月以后,几乎没有再用“人祸”的提法,也从未做出过几分人祸几分天灾的判断;此外,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比喻缺点、错误与成绩之间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他经常讲,尤其是在工作出现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再者,毛泽东虽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时,曾突破“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但是并没有对全国的工作做出三分缺点错误、七分成绩的估量。因此刘少奇的这番话就显得十分大胆,作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泽东从未做出过的判断,而这些敏感问题恰恰是毛泽东本人不愿意多说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几次谈到“人祸”,是在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讲的,而刘少奇却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七千党的领导干部,也就等于向全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对工作做出了这样的估量,毛泽东听起来自然不那么愉快了。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缺点错误讲得过于严重了。1964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4、5月更讲得严重。”可见刘少奇的这一估量,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还有敏感的“三面红旗”问题。刘少奇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说“比较难说的三面红旗问题”。难说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难说?刘少奇没有讲。“三面红旗”作为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造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后果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如果是个别错误,就要考虑具体政策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是全局性的错误,就要看指导思想是否正确。“大跃进”的失败,明显属于全局性的错误,对“三面红旗”为什么还要坚持?甚至还要高举?这个问题很复杂,既有全党认识上的问题,也有毛泽东的问题。毛泽东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始终没有让步,一直认为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在“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刘少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七千人面前如果讲“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自然如其所说变得“难说”起来。刘少奇在大会的口头报告中讲“三面红旗”时,是这样说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略了好省;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大跃进”还应该继续作为我们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我们应该坚持下去;“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还是应该办的,只是搞得太急,未经过典型试验就全面推开了。然后,他总结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每一面“红旗”都做了论述,他的方法是总体上肯定,具体上指出问题,事实也等于检讨了指导思想存在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意见并不是很大,有的问题他自己也做过检讨。关键是刘少奇的结论,即“现在都不取消”,难道将来就要取消?毛泽东似乎觉得刘少奇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尤其同林彪相比,更显得刘少奇坚持“三面红旗”不那么理直气壮,即使同周恩来相比,刘少奇的态度也显得有所保留。这也是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不满的另一个因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期间,确实对刘少奇产生了不满。这个不满主要表现在刘少奇“大讲”缺点错误,讲“人祸”,把过去几年的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毛泽东感觉刘少奇不但没有积极维护他的领导,还有点“施压”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毛刘之间在七千人大会的分歧虽然没有公开,却是比较深刻的。不过,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憋了一口气,但因为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当时的国民经济还在一片萧条当中,有些问题还要靠实践来检验,所以毛泽东的憋气并没有表现出来。而刘少奇呢,受大会民主气氛的鼓舞,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工作起来更加大胆、更加泼辣,思想也越来越解放,讲话越来越尖锐。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

不久,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刘少奇在这里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责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责任者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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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素华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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