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从政始于主席要树典型 农民本色从未改变
2010年12月31日 08:08 党史天地 】 【打印共有评论0

高层岁月

陈永贵到中央来工作,“四人帮”很瞧不起他。在政治局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从来不和他打招呼。张春桥还多次讽刺陈永贵。陈永贵讲话,江青不是插话就是挑毛病。陈永贵对此是心知肚明,也照例出席,见面也不搭理“四人帮”。看在毛主席的面子,只对江青点点头。陈永贵当上副总理,江青对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很不满,把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骂了个遍。毛泽东得知后说:“她看上的人没几个。我死后,看她怎么办!”

1974年9月30日,周总理抱病参加国庆25周年招待会。讲话完毕,陈永贵站起来把双手高举过头,拼命鼓掌,表示对总理的敬爱之情。坐在旁边的张春桥看不顺眼,冷漠地盯了他一眼,陈永贵看见了十分气愤,本来就看不惯张春桥傲慢的作派,心中就产生了跟他斗的想法。

有一次,政治局讨论人事问题,张春桥提议让谢振华出任装甲兵司令。谢在山西多年,与陈永贵不和。陈永贵发言:“谢振华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他还举了几个事例加以说明,对此大多数人表示认同。张春桥就有些恼怒地说:“有的人说别人搞小动作,可他自己搞的那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连拍手都爱出风头。”陈永贵顿时翻了脸,瞪着张春桥斥问:“你这是说谁?”张又冷嘲热讽回敬了几句,陈永贵站起来叫道:“党的会议不许说话么?我反映的是事实呀,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那个权威!”搞得张春桥很狼狈。古语云“壁立千仞,无欲则刚”。陈永贵到中央来,一不为官,二不图钱,三不拖家带口进京享福,全因“党的安排”,他怕谁?

散会后,纪登奎伸出大拇指说:“老陈,够勇敢的!”李先念、陈锡联也给他打电话,说他“捅了马蜂窝,痛快!”许世友和他同为大老粗,看他跟张春桥斗,心里很高兴。还上书毛主席,说张春桥动不动训人,口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不让人家讲话。

毛主席看了许世友的信,于1975年4月27日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表现。”算是不点名,把张春桥敲打了几下。

周恩来在医院得知陈、张吵架,连忙召见陈永贵,对他说:“永贵呀,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都对付不了他。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一下。”总理真是善良,又操心太多。其实“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四届“人大”安排人事,江青一伙很想挤进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一天,周恩来把陈永贵找来,推心置腹地说:“今天我找你来,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家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陈永贵听了又喜又忧:“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周总理正色道:“你这个永贵同志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党员就得听从党的安排。现在中央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干别人还想抢着干呢。你还是干吧,这是主席同意的!政治局也同意,你是农民代表嘛!”陈永贵一味说自己能力差,怕胜任不了。周总理又给他做思想工作,还给他讲李自成的故事:“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中涌现的,谁相信李闯王能打进北京灭了明朝?这就叫时势造英雄呀!”结果,四届人大选出12位副总理,陈永贵名列第七。

当上副总理每天都要跟文字打交道,每天要批很多文件,他经常叹息:“我他妈一个农民,从来没动手写过,还得批文件!”

有一次,以前的老上级张怀英到北京来看他,碰见工作人员给他送文件,就悄悄地问:“你咋批文件哩?”陈永贵笑着老实地说:“咋批?别人画圈我画圈呗!”不过,他是有参考的,主要看周恩来、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几位的名子:“他们画,我跟着画。他们不画我也不画。”——不知这是农民的狡黠,还是大智若愚?总之,再怎么不能站错队呀!

自当上副总理,中央要他搬进钓鱼台3号楼住。这里曾是皇家园林,绿树掩映,十分幽静。大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这让风风火火忙惯了的陈永贵十分不习惯,便常到各处去看看。可一回到钓鱼台,看到桌上堆满了文件,就皱眉发愁,心里不是滋味。

1975年5月,他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信中还要求搬出钓鱼台。不几天,毛主席把那封信还给他,上面批道:“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毛主席还在会上表扬他说:“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嘛。”又对政治局委员说:“永贵提出搬出钓鱼台,我同意了,钓鱼台无鱼可钓嘛!”

这年8月,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住进交道口一个胡同小院。可国务院仍给他配了秘书、内卫、司机、炊事员和一个警卫班。还有一辆红旗轿车和一辆空调车,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即使如此,他也不带老婆和孩子来北京享福,念念不忘的是尽量能为党做一点工作。

从巅峰到平地

受到毛主席赞扬后,陈永贵头脑有些发热。一次回大寨,他把笔杆子宗莎萌叫来,要他起草一份《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他琢磨了几天,总结了5点意见,中心是提议“向大队核算过渡”。毛泽东看了《建议》,觉得拿不准。1975年8月14日,他在《建议》上指示:“让政治局讨论一下。”

这年9月至10月,邓小平主持“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赵紫阳、谭启龙两位大省书记坚决反对向大队核算过渡,而陈永贵力主向大队核算过渡。争论到了白热化,陈永贵火气上窜,高腔大嗓嚷了一通,留下了“陈永贵大闹12省书记会”之说。因为意见不统一,他的《建议》被搁置起来。

这之后,陈永贵先后回昔阳20多次。他一手抓大干苦干,一手抓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凡是超过“一猪一鸡一兔”规定的副业,都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真是很“左”的!

这期间,他还到全国各地,按照大寨模式讲了一些话,很让人反感。如在陕西关中视察,看到八百里秦川,他说“这里地是好地。就是人懒!”这让关中人很不感冒。到长春看见伪满时期修的体育馆,他说:“吉林条件太好了,就是没干好。我如果带5000个昔阳农民来,就能让吉林改天换地!”吉林人说:“就他那旮旯人能,吹呗!”他到北大荒军垦农场,批评人家不拾马粪积肥。一个师长骂:“他妈的懂个屁,他大寨才几亩地?我几十万亩,收都收不过来,还拾马粪?”

陈永贵在任上,曾三次出国访问。到“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波尔布特一伙将首都金边上百万“资产阶级”统统赶到农村、山区,还要取消银行、货币和商店,全国实行供给制,全民吃集体食堂,整个国家俨然一个大军营。访问归来,陈永贵很感慨地说:“马列、毛主席还没实现的共产主义,人家柬埔寨实现了。”

可是,他的这种思想,特别是他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很支持。为此。中央在1977年下发的49号文件中指示:“可以选择一部分条件已成熟的大队,例如10%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结果,在一些地方试行了一个冬春。人为地扯平了贫富差别,严重地伤害了较富裕生产队的积极性。另外,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的家庭副业收入也大幅度减少。社员怨声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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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自强 编辑:官君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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